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想这种关系可能在罗西的学理基础中找到线索，与一般人的猜测相反，这部以《城市建筑》为题的城市设计研究著作中很少引用建筑学或者城市规划学的专业著作，它大致包括四种学术参考系：
- 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尽管只在序言中直接提及，但实际上贯穿全书，可以看做这本书基础的基础，原理的原理；
-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同样谈的不多，这大概是因为罗西的真正意图在于最终建立一种在建筑学内部，关于建筑本身的纯正探讨，不过，罗西以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有他所见过的最为精辟的城市论述：同时，罗西在方法上与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一致；
- 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学派的社会学家关于城市的论述，这是罗西书中引用最多的；
- 建筑史家和建筑师的论著，量少而范围有限，非常有针对性。
在这四条线索中，第三条是最不为国内学者熟悉的，实际上，罗西的这种学术选择可以放到当时结构主义的热情中去思考，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即指出，巴黎阶段的结构主义有二个最主要的学术渊源：一是可以上溯到索绪尔的形式主义的语言研究；二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学著作，正如福柯所说：
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拉康就无意识，证明了它们的‘意义”大概只是一种表面效果，一种泡沫似的东西时，彻底的决裂就出现了。另一方面，那种深深浸透我们，那种在我们之前就已存在，那种把我们在时空中凝成一体的东西，的确就是系统。‘我’被消灭了（试想现代文学）。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发现‘有’（there is）。我们现在说‘某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这样又重回到十七世纪的观点，但有一个如下的区别：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
福柯与沙坡萨尔关于《词与物》的谈话
福柯这段话明确了当我们以种“系统”，或者说“结构”的观念去思考时，所带来的理论想法上的变化，这不仅是点燃他所针对的哲学和文学传统主题辩论的火种，也是点燃我们以系统的观念去思考城市设计问题的火种，而这种辩论，现在特别是通过运用语言学概念来进行的，如语言做为系统的语言和言语做为说出的字词的语言的对比，能指和所指的对比，形式和内容的对比，共时性语言学和历时性语言学的对比，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包罗广泛的“符号学”——一种关于记号的一般研究——申引出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罗西所依据的结构主义是以这样的观点为基础的：这些语言学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那些概念，不但可以用于阐明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可用于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包括城市设计的理论问题以及与科学理论有关的问题，并且也只有遵循这种思想方式，才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所以，当罗西提出把城市做为一个人工艺术品去做假设，并且企图发展出一套分析的方法以做定量的评估时，他就把传统城市中的解释学模式转换成了关于城市的秩序构成的系统模式，因而解释的问题可以被分析所取代，传统的基于人本的解释学思路于是显露为一种意识形态性过浓的哲学方法。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反复强调的：
结构主义发现现象‘秩序’的企图，并非在于要把一个预想的‘秩序’强加给现实。反之，它要求对这个现实进行复制，重造和为它建立一个模式。一个神话、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科学理论——它们不仅有一定的内容，而且也为一定的逻辑组织所决定。这一组织表明了这些现象的逻辑前提和共同成分，否则这些现象将永不能具有一个统一的共同尺度。
我们当然应该重视一种统一的共同尺度，一种可以做为分析前提的原则对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正如一般人的常识见解，艺术意味着和现实的距离，把城市看做一人工艺术品的用意也在于此，它使形式分析有了一个相对确定的对象范围，同时，使得我们基于日常语言对城市的事实性见解被悬拥起来，使得一切教条，一切理论成见被悬搁起来，使得城市设计的研究真正有了一个建筑学的内部，这种理论见解是特别和结构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有关的：科学只有在它脱离一般经验的直接性时才存在。面于直接性，对于把握普适性的任何努力都是一个障碍。如果我们以为这种认识论观点必然导致一种严格唯理论的解释，那么称罗西是理性主义者就是恰当的。不过，对他做谓的集体记忆做类型分析或许是可能的，做他所追求的定量分析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翻遍《城市建筑》这本书也找不到什么定量分析的例子，它显然也不是什么定性分析，但它显然是相当严格的语言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罗西实际上运用的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整体论方法，并且相信这种方法是科学的。
问题之一是，在城市设计的理论中，城市仅仅是分析对象吗？
[…]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城市设计中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