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历经一生的岁月，通过他的工作、努力以及与自我的抗争，逐渐积累起一些成果。然而一个人穷其一生，他充满热情的探索，积累的成果，还有以痛苦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一切的一切终将不复存在。死亡，生命不可违背的最严酷的律法，将终止所有的行动。惟有劳动的结晶——思想——可以流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就如同流水……
自青年时起，我便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事物的分量。首先是材料的重量和材料的强度。继而是人：人的各种品质，人的忍耐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阻抗。我终生与它们相伴。我提出大胆的解答，尝试材料荷载的极限……但要立得住，要立得稳！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往往令我感到惊奇，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我认识，我接受，我观望，我看到……历经风雨和阳光，想来自己不过是俗世中的一粒微尘。
如今，我已七十有七，我人生的道德箴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行动。生命需要行动，稳健、严格而准确的行动。端正，规律，持久，坚韧——此为艺术创造之不可替代的环境。
我曾写下：坚韧，乃是生命的定义。因为坚韧是自然本有，是丰富多产。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中正淳朴，需要持之以恒。它是勇气和内在力量的明证，是存在本质的称谓。生命历经人，抑或人来经历生命，于是，便引发了种种偶然。看，那水面……看，那蔚蓝，它蕴育着人类将行的所有的善……毕竟，作为终结，一切都将复归大海……
归根结底，存在这样的斗争：人，孤独地面对自己头脑里恶魔和天使的斗争。仲裁只有一个，那便是你自己的内心。人物不分大小，都可以从卑贱走向崇高。这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
我的一生为探索和发现所充盈。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热衷于驾驶豪华的凯迪拉克，你也可以热衷于你所从事的工作。对真理的探求井非易事。真理不存在于极端中，而是流淌于两岸之间，时如涓滑细流，时如滔滔江水……每日而有不同……
17岁半，我盖起了我的第一栋房子。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抗行家的意见。一个大胆的决定：两个角窗。在工地上我第一次见识了砖。我掂量了一下，它的重量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呆呆地愣在那里——一块、两块……几百万块砖头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砌起来。行家和官员们的意见？无关紧要。我记得1953年前后与莫里斯·雅合多的一段谈话，关于毕加索。他说毕加索问他：“我罗马的展览反响如何？”我接过朋友的话，说道：“如果你回答：‘不好，展览的影响很糟糕。’那毕加索会说：‘我不在乎，我自有道理，公众的意见对我来说无所谓。’”
32岁，热情、正直、大胆，我创办了《新精神》，怀着无限的勇气，准备迎接一切挑战。同年，我出版了《走向新建筑》，其中，清晰地呈现并肯定了一种对事物（包括冒险）的看法。那时，根扎了下来，根正在扎下来。年轻，是纯粹，是刚硬，是绝不妥协。然后，一点一点地松开，弹簧就这样松开来。这是人的必然，是命运的必然。从襁褓小儿到而立之年，吸纳，搅拌，融合，如同指向地心的巨大漩涡！他从不为琐事羁绊，他走他的路。
当我得到第一份也是惟一一份国家委托的时候，已年届六十。这无疑是开了个玩笑！人人都有戒备之心。精神状态——中世纪。战后——重建。留给柯布的——零！我所有的建造仰赖的都是个人的创举。我许多优秀的方案（尚且保守地说）都遭到官僚们的暗中破坏。一次，为了更好地打发我，人们又将显赫的名誉加于我，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脱靶了。”是的，就我的方案未能建成而言是这样的，不久的将来，当我重返天上的某处，地上仍将延续“马拉车的时代”，就此而言，我的确脱靶了。老“不”先生永远潜伏在那里，他伺机而出，不知疲倦地说“不”。平庸将继续，蠢话永远有人写，有人说，有人宣扬……总会有人设置障碍……亲爱的同行……当局、同业工会，最高委员会……还记得人们对马赛居住单位无耻的攻击吗？！有人认为“在这般狭小的陋室里，人会一头撞到墙上”、精神病学医生，同业公会的主席先生称之为“精神疾病的孵化器”，公共健康及卫生部最高委员会的评价是：“违反卫生法……”
1950年，来到波哥大，我感觉到历史的一页就要被翻过去，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终结将临，内在而紧迫。惟一能体验到的只是人世间时间的流逝，一分一分，一秒一秒的……灾难？不，我的朋友，是解脱。这既非夸大其词，亦非危言耸听——一次前往波哥大的公务旅行，短短5天的时间，我的手上便收集到大量的证据和事实，有个人范畴的，也有普遍范畴的，它们足以证明：不是在焦虑不安的折磨下，而是在对明日憧憬的喜悦中，这一页将翻过去，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是在征服机器之前的人类生活史，这是被机器破坏、倾轧、辗得支离破碎的人类生活史。以美国为例，纽约拥有1500万居民，可怕的是，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竟毫无目标且丧失理性。在长岛，我的一位酷爱雕塑的朋友尼沃拉，泥瓦匠的儿子，在界墙的间隙种起了蔬菜。女人们到处搞精神分析，她们的行动没有目标也没有回应。人们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不知所终，一天工作14小时，没有预见，没有思考，没有计划，不分阶段。纽约，残暴之都！仰面朝天，髭须般林立的摩天楼直插云霄，粗野无礼，人人为己。土地在平面图上交易，一次一大块，按平方米报价。“你有权做你想做的任何事！”纽约，贸易之都，生产，销售，蝇营狗苟！人们只管横冲直撞——没有侧隐之心，没有游戏……
记得在昌迪加尔的一晚，我对皮埃尔说：“只有那些游戏的人才是认真的人！”皮埃尔表示反对，我接着说：“登山的、踢球的、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他们不过是些玩家，他们并不游戏……”（A Chandigarh, un soir, j’ ai dit à Pierre Jeanneret: « ll n’y a que ceux qui jouent qui soient des types sérieux!» Pierre ayant protesté, j’ ai repris: « Les alpinistes, les rugbymen et les joueurs de cartes, et les joueurs de roulette sont des fumistes, car ils ne jouent pas…»）
是循规蹈矩，还是勇于进取？
一个人在学校、在俱乐部、在舞蹈课上所学到的一切，终将为他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一个由固定的点构成的星座；这是一幅不会走样的构图，这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介于对事物自主的判断与自由而正确的使用之间，那些事物是上帝所赐，或是源于人的安排。蒙田说得好：“世上最尊贵的宝座也无非是用屁股去坐。”是的，规则，就是游戏。金钱本是用来服务于人，可人反而成为金钱的奴隶，忘却了游戏。（Montaigne ici alors est le bienvenu: « Au plus élevé trône du monde n’ eston encore assis que sur son cul.» Oui, la règle c’ est le jeu. Il y a eu l’ argent pour servir, puis il asservit et les hommes ont oublié de jouer.）
当我的业主用他们琐碎的要求填满我脑手的时候，我接受，是的，我接受一一但有一个底限，超出这个底限，我要说“不”，这不可能！因为这逾越了我游戏的规则。我的游戏是这座房子的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在创造的时刻产生，它不断发展，逐渐明确，最终，成为主宰。一切都在规则之中！绝无例外！若非如此，我岂有存在的理由？这便是关键：存在的理由——游戏。要参与，要以人的身份参与，也就是说，一切在秩序之中，在纯粹的秩序之中。但首先，要观望，要看到，要体察。人们可以孤立感觉、认识和思想。但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征服泛起的白沫，是顺势而下的山坡，是活动的肌肉停止运作的一种现象。那不是行为，不是动作，那是回音，是反应。（Là est la clef. Raison d’ exister: jouer le jeu. Participer, mais humainement, c’ est-à-dire dans l’ ordre, dans un ordre pur. Mais il faut d’ abord avoir regardé, vu, observé. Alors on peut dégager des sensations, des perceptions et des idées. La métaphysique n’ est que l’écume d’ une conquête, le versant qui redescend, un fait où les muscles de l’ action ont cessé de fonctionner. Ce n’ est pas un acte, pas un fait, c’ est un écho, un reflet.）它涉及特定的一类人：人群中的鼓舌如簧者。而我则被赋予了神秘的本领一一数学，比例，和谐。
我是一头驴，一头长眼的驴，一头具备比例本能的驴。这头驴的眼睛有感知的能力，它从来就是一头嗜视成性的驴。当那是美的，那便是美的……那源自“模度”！模度于我无关紧要，你觉得它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不！模度是绝对有道理的，是你，是你毫无感觉。模度会拉长驴子的耳朵（这是另一头驴，与前文提到的不同）。
1951年底，在昌迪加尔，我有幸接触到印度本源的基本的快乐：宇宙和生灵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博大的爱。星辰、自然、神圣的动物，苍鹰、猴子和牛，村庄里，大人，孩子和矍铄的老人，还有池塘和芒果树——万物就这样共生，洋溢着微笑，并不富庶，但比例匀称。我驮着一份鼓舞，我带来一份鼓舞，就像一头老实的驴子，它完成了它的工作，它执行了它的任务！我知道地平线是自由的，太阳将从那里升起……请思考这样一则铁事：一个世纪前，巴黎的每一间厨房一下子都装上了煤气……第二天清晨，人们“活着醒了过来”，每个楼层都没有死人的消息，街上也见不到搬运尸体的救护车，消防队员都呆在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热一下晚上的汤，人们打开煤气阀，然后重新关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再将它打开……自此，人们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去碰煤气阀！“
从17岁半建造我的第一栋房子起，我的工作便伴随着冒险、困难，甚至不幸，有时也会成功，现在，我77岁了，我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我的研究和思想似平已为众人所享，然而，障碍和蓄意阳挠者永远存在。我的反应？我永远积极活跃，而且我要永远保持积极活跃。我是一个钟爱视觉的人，我用我的眼睛和手来工作，我总是为造型的表达所鼓舞，我的研究永远导向蕴于人类心中的诗意。万物归一：凝聚，协调，统一。建筑和城市规划相联，它们提出同一问题，它们要求同一解答。
我不是一个闹革命的人，我是一个腼腆的、不爱管闲事的人。但素材是革命的，事件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审视这些事物。
在喧器和人群之外，我独处一隅（我是一名沉思者，我自比为驴并非戏谑之词）。50年来，我把“人”——男人和他的老婆以及他们的孩子作为我研究的对象。一个想法一直命令似地鼓舞着我：将神圣引人住宅；使那里成为圣殿，家庭的圣殿，人类的圣殿。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住宅中的每一立方厘米都弥足珍贵，都意味着可能的幸福。持有这样的尺度，抱着这样的目的，你今天便可以筑起一座与家庭相称的圣殿，屹立在往昔的大教堂之侧……你可以做到。只要你将自己融人其中。
我的工作就围绕着房间和场所展开，这是“建造者”的任务。工程师和建筑师，建造艺术的左右手，通过不懈的、兄弟般的对话，他们将联合成一种新的职业——“建造者””。
人们制造出租公寓，用这些方盒子来赚钱。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宅不可能变成家庭的圣殿。建筑变得毫无创意，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建筑的定义。建筑，即，为居住，工作和娱乐创造房间和场所，并将其置于“自然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让它服从太阳的绝对律令。太阳，是不容置疑的主宰，我们行动有效的连贯性永远取决于昼夜的更迭。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给出了建筑学的定义，设立了建筑学的文凭，将控制权交到巴黎美术学院手中，委托它照管此事……到1940年战败为止，法国一直是惟一一个不把官方文凭强加于她的建造者的国家，她把建设和创造的可能性留给那些新的、自由的精神。法国，拥有众多先驱，一个创造者的国度……而维希政府颁布的第一部法案就是强制文凭，此前该法案一直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可人们在学校都学了些什么？！学习建造各式各样的宫殿，而不是“家庭的容器”、“工作的齐器”、“娱乐的容器”等等，即，房间。人们争相为法国建造“市政厅”。各种风格的教堂，大而不当的火车站——奥赛火车站就是一例：全法国1/4的火车通向那里，月台位于地下层，顶棚高度仅3.5m：其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中殿，它的尺寸即便是与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却只有麻雀在此逗留。
就在它的附近，人们还建造了巨大的“大宫”，用于展示，展示什么？男人们和女人们的用品。人的平均身高不过1.70m，而“大宫”的中殿却高达50m！自它落成之日起，61年来，女人的口红，43cm高的椅子，70cm高的桌子，统统消失在这堂皇的拱穹育之下！这宏伟的宫殿是所有展示致命的敌人：于此，雕塑，亦如画作，全都丧失了尺度。61年来，为了妥当地安放展品，每次举办展览（一年有好几次）都要进行所费不费的布置。钱财就这样浪费掉了一一数十亿数十亿！生命就消磨在这年复一年重复的设施之中。无视这令人难以想像的失败，无视这61年来经营的教训，人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着错误……
拉德方斯，世界上最大的拱穹，它“一口就可以吞下协和广场”。好在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而拉德方斯远在20km以外。在拉德方斯的拱穹之下会有些什么呢？女人的口红，43cm高的椅子，70cm高的桌子。“世界之最”——惟此可以形容这个拱穹——绝妙的词！但汽车和行人不往那儿去，也不从那儿来。人们要开通地铁，要加宽讷伊桥，要兴建“凯旋大道”——地产商为它冠了名。这条来自拉徳方斯的“凯旋大道”将通往凯旋门（如今，这里已是塑堵不堪），直抵协和广场的方尖碑：然后，一头撞到图伊乐宫的高墙……已经有人开始谈论让这条大道从地下穿过卢佛尔官和圣日尔曼欧赛华，不过还是在“市政厅”卡了壳，没关系，人们决定从上方跨过去……“大大大一一人”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得如此可悲。
这就是巴黎搞的现代建筑。
至于我，我用我一生50年的时间专注于住宅的研究。我将神圣重新引入住宅，使那里成为圣殿，人类的圣殿。我在人类生活中重新建立了自然的条件。但如果没有塞维大街35号我事务所中年轻人无私的帮助，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将这项事业进行到底的。这些年轻人热情，诚实，正直。我要向他们全体道谢。在塞维大街35号、伴着所有往事、那里埋下了一颗有益的种子。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许会想起柯老爹今天对他们说的话，“凭自己的良心工作…..在这样的循环里，人类的戏剧继续上演。”
“张开的手”是一座纪念碑，是一个标志。它不是政治符号，不是政客的创造。它是建筑师的创造。这创造是人类中立的一个特定事件：创造者所因循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法则，所有线索拧成一股绳：一栋住宅，一座城市。
与政治家不同，建筑师的方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材料强度和重力法则，其中的错误将导致破损、断裂，甚至崩塌。这就好比造飞机：能飞还是不能飞。结果立现。在人与材料构成的综合体之中（体现了建筑的复杂性），人们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冲突皆可解决。我们只需要说服自己，我们只需要研究问题，向着一切材料、技术和思想张开我们的手，寻找问题的解答。是幸福，是满足，是实在的富有。谁人跟随我？
“张开的手”，和平与和解的标志，它应当矗立在昌迪加尔的政府广场上。这个多年来紫绕在我脑海中的标志应当作为和谐的明证存在。应当取消战争工事，应当停止冷战，人类再不要兵戎相见。
应当从事发明创造，应当展开和平事业。金钱只是手段。存在两种对峙的力量——上帝与魔鬼。魔鬼是多余的，1965年的世界可以保持和平。但我们仍然需要选择：要装备，不要武装。“张开的手”，为了汇集创造的财富，为了世界人民的共享，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重返天国，置身于环绕上帝的群星之间的那一日来临之前，可以看到这只“张开的手”端正地矗立在地平线上，在昌迪加尔的政府广场上，在喜马拉雅山前。看到它，我会感到幸福，它为柯老爹标记了一个事实，一个历经的时代。我请求你们，安德烈·马尔罗先生、我的合作者和朋友们，我请求你们在昌迪加尔——一座由圣雄甘地的门徒尼赫鲁先生发起的城市——在湛蓝的天空下，帮我实现这只“张开的手”。
最近，我在整理一份手稿：完成于1911年的《东方之旅》。托庇托，塞维大街35号曾经的成员，从委内瑞拉来到朗吉瑟大街的公寓探望我。让·伯蒂带着《东方之旅》的文本随后也来了。我们一同品着茴香酒，聊了很多很多。记得我对他俩说，从东方旅途中的毛头小子，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到如今的柯老爹，他的行为准则没有变。是坚持，是努力，是勇气。天空之下没有光环，但勇气是股内在的力量，惟此可以判定存在的性质。很高兴再见到托庇托，很高兴看到他坚持，看到他仍然在忠诚者的队伍中。临别之时，托庇托说他明年还想来看望我，我一面对他说：“是的，在巴黎，抑或在别的星宿上…”一面自语道：“是的，无疑，他们会时不时地想起柯老爹。”
我独自回来，想到《启示录》中一句奇妙的话：“天国之中，一切暂归宁静……”是的，没有什么可以流传，除了劳动崇高的结晶一一思想。这思想也许不能成为超越死亡的对命运的胜利，但也许会幻化出另一种不可预知的尺度。
的确，政客们千方百计利用人性的弱点招募新兵，他们一心想安抚羸弱无力者、犹疑不定者和那些受了惊吓的人。但我们要让生命在我们的方案中重新绽放。这生命就蕴藏在草场和牧群中，在荒弃的土地上，在需要整治的疯狂蔓延的城市中，在期待美亦如期待热情的工厂里……在麻木不仁的官僚和例行公事之外。
必须重新发现人。必须重新发现那条肉身，自然，宇宙合而为一的直线，那条如大海的水平线一般不屈的直线。
同样，有能力担当的人也要像大海的水平线一般不屈。他应当成为衡量事物的标尺，应当成为动荡与变幻之中的一条基准线。这便是他的社会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要求他明察。他的追随者已将直角植人他的精神。不是凭英雄主义的冲动去做，去承担，去实现。真正的美德是：相信自己，凭自己的内心去行动。
这一切都在脑海中展开，在稍纵即逝的一生中，一点一点地孕育并表达出来……然后，不知不觉中，人走到了他的终点。
1965年7月20日于巴黎
[…]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