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桑德罗·柴拉波罗 ALEJANDRO ZAERA POLO
除了成为一场全球性灾难之外，covid-19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我想提出一个假设，通过一系列命题来描述不久的将来的建筑范式：
- 猎奇和差异将被精确和统一所取代。Contingency and difference will be replaced by precision and consistency.
- 对表述和解释的重点将转向实证。事实问题将优先于舆论问题。The focus 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ill shift to measurement and evidence. Matters of fact will prevail over matters of concern.
- 建筑实践将转向科学，文化问题将不再是核心。真相将再次变得重要——比幻觉、诱惑、形象或情感更重要。Architectural practices will veer toward science and cultural issues will no longer be central. Truth will again be important -more so than illusion, seduction, image or affect.
- 贴标签与相互影响，将被量化分析和相互疏远所取代。异化和解释将成为后真相建筑中的主要模式。Identity and affect will be replaced by quantification and distancing. Alienation and explanation will become predominant mode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after-post-truth.
- 建筑的非物质性、拟态和语言，将被建筑的物质性回归所取代，建筑将更注重细节和难以察觉的事物。对建筑的感知范围，将从人类感官尺度，转变为分子和行星的尺度。Immateriality, gesture and language will be replaced by a re-materia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with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to the imperceptible. The scale of perception of architecture will change from being molar -perceived through a human sensitivity -to being molecular and planetary.
- 后现代世界是由独立的“作者”创建的。在新的范式中，整体的规则将凌驾于“作者”的视角和差异之上。The postmodern world was built based on exception, by independent ‘ authors’. In the new paradigm, the rule and the Design Space will prevail over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and over difference.
- 节约能源、生物多样性等等，将远比新奇更重要。Conservation -of energy, of carbon, of biodiversity and so on -will b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novelty.
差异化的工具 VS 物质性
学术机构本身，据说致力于生产知识和真理，似乎完全沦落为差异化的工具，以服务于身份认同，好像知识不可避免地是由文化模式决定的（从事黑人研究的黑人学者的百分比，从事女权主义批评的女性学者的百分比，或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百分比， 令人惊讶）。知识和科学的真正目的不正是通过对主题的深入分析，将我们从这种领土和种族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吗？那建筑学，一门最广泛意义上的物质科学，如何帮助抵消这些趋势呢？难道不正是对建筑的物质性及其科学方面的彻底恢复，才能让我们摆脱身份陷阱吗？
后人类尺度：微观物质性和星球尺度
为了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可能需要与非人类的尺度接触。在物质实践中，这以感知尺度的根本变化为特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感知的范围既转移到了微观物质维度，也转移到了生态和大数据的星球维度。也许正是这种隐含在后人类视角中的感知尺度的变化，可以挑战建筑学科的基础及其对象征语言和视觉感知的依赖，产生一种解释和异化的建筑——在布莱希特的意义上——揭开隐藏在人类感知阈值之下和之上的暗流。
在建筑中，重力和热力学即使可以被伪造或模拟，但不能被社会构建。在建筑学中，在分子水平和星球尺度上对物质进行彻底的可度量性不仅突出了事实问题与舆论问题，而且就建筑感知性而言，它还涉及尺度问题。我想强调伦敦Forensic Architecture事务所的工作，，Forensic Architecture明确表达了对真理的承诺（他们的一本专著的标题是《公共真理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Public Truth）》），并且经常可以看到它为联合国真相委员会工作。但它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科学分析，将其作为获得真理的工具——一种达到真正美学维度的承诺。
面对当代身份政治，这种政治谴责建筑和学科的实践，导致无可救药的分裂；面对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性别、种族、出身、信仰、文化等）的无休止的表现，对材料和星球尺度的关注为建筑开辟了构建新世界的可能性。
最广泛的，而不是第一的
自然物种和人工物种不仅仅通过随机突变进化：环境限制使它们与环境趋同。这就是Dennett所说的“设计空间”。目前，在建筑实践中，研究解决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所隐含的限制似乎更为重要。减少隐含能源和能源消耗，或消除污染，保护和回收城市结构，被认为是比文化保护和加剧差异更有价值的努力，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所工具的行动。
在我们对建筑围护结构的研究中（Alejandro Zaera-Polo, Jeffrey S. Anderson, The Ecologies of the Building Envelope. A Materi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Surfaces），我们发现了围护结构组合与其环境之间契合的好例子：为非常具体的应用而设计的高度定制的组件往往比为更广泛的应用而设计的组件具有更小的进化潜力。
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写道，他对“最多的，而不是第一的”更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与“纯种”的高度现代主义设计相反，大量混合人群具有更大的进化潜力。就像纯种马一样，高度集成的围护结构组合（例如让·努维尔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的立面，或者通过王澍的作品普及的对回收乡土建筑材料的探索，但严重依赖于中国的某种劳动力经济）产生一种可以限制其进化潜力的超特利亚。幕墙、防水膜和合成隔热层——当今流行的立面技术——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快，因为它们已经变得通用，而乡土建筑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在不适宜的气候下应用幕墙的例子也有很多，清楚地表明了帝国暴力的无效性，但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当地建筑的一部分而不在不同的地点使用透气防水膜或合成隔热材料将是愚蠢的身份。建筑实践中一些最有趣的演变恰恰源于全球技术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莱维特将住宅乡土建筑与防水膜和空调设备相结合，是轻型框架技术与塑料材料和空调系统的通用组合的历史性例子，并且仍在不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像孟买工作室的比乔伊·杰恩（ Bijoy Jain）或武重义（Vo Trongh Nghia）这样的建筑师的作品是很有趣的，超越了将他们的建筑与乡土文化联系起来的陈词滥调。我对武重义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因为基于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可能被描述为超远距离），它很快就获得了通用潜力。 武重义的建筑基于越南当地环境所带来的可能性，竹子是一种丰富的材料，当地的生态系统也很茂盛，武重义的建筑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地球的未来，其中使用当地材料（例如竹子）和建筑与植被的集成成为超越其乡土起源的通用组合。武重义就是我们在《建筑围护结构的生态学》一书中所说的“装配工”，就像阿尔伯特·卡恩和彼得罗·贝鲁斯基这样的人物，他们能够构建超越特定设计的技术系统，并生产能够适应很多情况的通用组件。 武重义必须成立一家建筑公司，以便为客户提供竹建筑必要的法律保障（通过数字设计、塑料法兰和防水膜增强），这一事实表明了可以复制的流程类型在其他生长竹子且可以购买聚酯薄膜的地区。系统地使用融入围护结构的植被几乎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炎热或寒冷的气候；民主或威权政权——事实上，尽管其明显的地方性质，它与 MVRDV、爱德华·弗朗索瓦或斯特凡诺·波尔的垂直森林的项目密切相关，这些项目提供了这种组合的帝国版本。 武重义的建筑远远超出了复制乡土姿态：他的运作方式中蕴含着一种帝国潜力，超越了对当地、超远距离和差异剧院的单纯延伸或保存。我们或许都应该建造垂直森林来吸收建筑物中的碳……我相信，对这些组合体、它们微妙的细节和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的探索，是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当代设计空间及其物种演变的地方。
新的不容忍
我们都犯了同样的罪：我们建造了结构过度的全玻璃建筑，具有巨大的悬垂和高围护比。为了避免全球变暖，减少热岛效应并降低隐含能源率，我们难道不应该立即要求取缔大型悬臂，或完全玻璃和密封的外墙，甚至使用大体积混凝土，低致密度的体积，或需要大量结构，不透水路面和无菌平台的折磨和不稳定的形式？否则，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不仅仅是暂停建造新建筑……
但建筑学作为一门对于结束后真相至关重要的学科的有效性恰恰在于。我坚持认为，事实上它从根本上关注的是物理和物质问题。建筑物理学的运作跨越了文化和身份：散热器、遮阳板或下水道在任何地方都遵循相同的原理，但它们在当地气候下的反应不同。当然，存在差异，就像在美国东北部和中国东南部运行的热泵的行为存在差异一样；正如中国不可能拥有与美国相同的民主，尽管存在一种称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人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权力的管理；或者就像碳排放和热传导比或通风值同样适用于性别和种族一样。我认为，捍卫这些相似的价值观以对抗差异的局面非常重要。建筑学中有一些不可否认的真理是与社会建构主义相悖的。虽然建筑的失重可以伪造，但其真正的重量恐怕无法通过社会来构建。无论我们希望建筑看起来有多轻，它都会有重量，正如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说，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知道这一点。我甚至更进一步建议，不久的将来的优秀建筑师还应该了解围护结构与开窗比、平均围护结构热透射率值和每平方米的能耗，以及每平方米的能源和碳排放量他们的建筑物。建筑师还应该能够将这些参数保持在一定的容忍水平之下。
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越来越可测量和理解的建筑问题：空气和水在围护结构中的运动以及通过建筑物表皮的热量损失。我们可能还需要制定一套可以公开展示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公众的敏感性从新自由主义政权及其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克星中普遍存在的戏剧性姿态中转移开来。也许现在是取缔立面热阻不足的建筑物的时候了；那些用高隐含能量材料建造的；那些性能低下的；或那些结构复杂需要增加重量的。也许甚至所有需要强制通风或空调的密封外墙都应该被禁止。也许现在是时候通过新一轮的“不宽容”浪潮将这些技术排除在相关实践之外了。
后真相时代的建筑
“新真实性（new authenticity）”的概念是民粹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人为性之后的常见主张，并且通常与身份概念联系在一起。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适当的差异创建硬边界，以创建粉丝。一些建筑师已经通过寻求与集体想象、文化先例等一致性，成功地利用了这条途径。“激进主义者”已经发展出建筑表现形式，以重新占领新自由主义明星建筑师的“浮动能指”。
“激进主义者”通过与当地社区的接触和“人民”的代表来捕捉和加强差异。这些实践的最好例子是那些成功地从这些参与中发展出材料特征的实践：刘家琨的“再生”砖；王澍回收材料；或 Assemble 在 Granby Four Streets 的社区承诺。这些“新真实性”的使徒，宣扬对奢侈和新自由主义建筑技巧的批判，并倡导回归社区参与和诚实建设作为真实性的基础。他们的人文主义真理，基于社区和文化认同，通常基于材料再利用相关的某些环境问题。有趣的是，这些实践对文化认同的承诺导致了某种“物质保守主义”，在这种保守主义中，物质本身成为文化价值观和身份的承载者，以保护他们免受新自由主义帝国的影响。这些实践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从整体转向部分：墙壁的质感和构图，或砖瓦的构成，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在我看来是我试图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态度的最好例子的建筑：Lacaton & Vassal的作品：一种激进的保护行为，一种不干预的行为，投射到一种真正的新美学——也许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史密森夫妇的美学，在我看来，这是激进的环保主义。
但Lacaton & Vassal只是“后真相建筑”这个标签的最成熟的例子。也许最好的新兴例子之一是 Harquitectes，这是位于巴塞罗那的一家年轻的办公室，它体现了保护主义和后真相建筑的许多特征。他们的工作不仅持续关注建筑物的可持续性，而且还持续关注生物气候行为。他们对自然通风、热惰性、嵌入式能源和建筑的生物气候行为的持续关注是保护主义的无与伦比的例子，他们对材料细节的关注也是如此，没有覆层和装饰。结构是空间最鲜明形式。 Harquitectes 的作品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成功地将生物气候问题提升到美学层面：解释的层面——甚至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布莱希特异化。新保守主义建筑是一种“不要脸”的建筑，专注于物质性。那些奇妙的墙壁混合了成排的不同陶瓷、空心、压缩或强化砖，在墙壁纹理中显示出它们不同的物理行为：门楣通过压缩进行弯曲，而空心砖则作为饰面。它不是组合的，而是构建的。吊顶已被消除，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并且成功地从中获的好处。那些空心砖的外墙会让后现代建筑师发笑。他们怎么那么敢！我相信Harquitectes反映了其他当代建筑师所共有的许多建筑问题。除了对建筑的生态性能的兴趣之外，他们对细节和物质的关注——与我们最近在复兴中看到的新后现代、具象和历史主义倾向相去甚远，其中材料几乎总是单板——并且坚持消除 poché 和暴露原材料也可以在 Bruther ，Arno Brandlhuber and Gustavo Utrabo的作品中找到。我相信它们也属于新保守主义范式，尽管它们都没有达到Lacaton & Vassal的一致性。
Arno Brandlhuber的一些项目也可以看到这种研究，他实际上是暂停新建筑的支持者之一，或者在6a Architects的项目和作品中，其中裂缝被明确化，建筑物的物理材料被揭示出来。与穿衣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项目将城市再利用提升到一个美学维度：建筑物的腐朽和拆除揭示了其结构和材料成分，就像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的作品一样。当这种情况不是自然发生的时，它是用手提钻人工生产的，例如Arno Brandlhuber。
在许多这些实践中，回收利用的被提升到美学层面，这些实践不是“保守的”，而是“保护主义的”，通过建筑的材料质量来表达。各种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都趋同于对原材料的探索，仿佛材料通过这种刻意的原始性呈现出其最亲密的品质，摆脱了“穿衣”的规矩；摆脱了对纪律甚至政治宣言的屈服。虽然在我看来，这些项目并没有与Lacaton & Vassal和Harquitectes的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雄心壮志相抗衡，但我认为它们确实显示出一种反后现代和反历史的倾向，我怀疑，最近发生的covid-19事件，全球变暖和环境退化将加剧这种倾向。
这让建筑学科的历史在哪里？我们难道不是在面对一个新的历史终结——不再是新自由主义结局，而是更神秘的东西，它保留和调动了物质性，摆脱了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表征？
我想在这些反思中再添加两个实践，因为他们的工作似乎通过精确地关注微观材料尺度来抵制这种保守主义的倾向。
我们可以说，它们相当于以类似于mRNA处理的方式直接操纵遗传密码：正是对组成材料的化学、分子操纵产生了结构上的创新。这种基因组的分子转化发生在阿西夫·汗（Asif Khan）在三座短暂建筑中的实验中，这些建筑完全被新材料的使用所取代，因此它们成为构建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筑效果的工具：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Megafaces馆；2018年平昌冬奥会现代馆；以及通往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的门户。在这三个案例中，Khan完全依靠人造材料，将其作为新建筑效果的来源进行探索。无论是活化剂、超黑材料，还是三维打印的碳纤维，都不能算作历史构建的学科效应，因为它们具有前所未有的建筑特性。阿西夫·汗实际上在操作建筑的遗传密码，但会产生人类感官的惊人效应。
更有趣的是亚历山德拉·黛西·金斯伯格 (Alexandra Daisy Ginsberg) 的授粉者路径制造者项目中对后人类感知的探索，该项目创建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的合成算法来设计多个花园，以优化授粉者（例如蜜蜂和飞蛾）的工作，包括飞行路径、形状、颜色、鳞片以及与授粉周期相关的其他因素。合成的“更好的自然”的一部分是通过一种算法设计的，该算法的作用是吸引传粉者并造福自然生态，而不是触发人类的感官。重要的是，亚历山德拉·黛西·金斯伯格公开且毫无歉意地提倡优化——“更好的”自然——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嘲笑。最后，优化再次成为一个合法的目标！最后，这个项目难道不具有某种星球的尺度，有可能占领整个地球吗？
简而言之，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保护的前提作为近期建筑实践的首要目标，或者我们是否决定探索新的材料或新的工具来激发我们的实践，在新的限制、新的秩序和最终的新不宽容下运作的需要，都可以被视为摆脱“规矩”和差异剧场并产生新的客观性的工具。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设计看似“保守”的建筑，或者将自己保持在物质的层面上……我发现这种克制越来越令人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