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寯

[…] 在非常时期，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写小说，童寯在后半生不做建筑，拒绝直接显示了人的自觉，他们的拒绝也是一笔需要深思的遗产。我觉得童寯晚年对江南园林的把玩别具深意，以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这种事显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举动，童寯不厌其烦的指出园林是一个虚构世界，且细细指出它如何以建筑语言弄虚作假，并且断定，园林的建造未必需要什么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实际上专业建筑师反而难以做出，于是，对我们现代建筑师而言，园林既如禅宗的公案，它不是表现的事物，而是需要思考的事物，它不是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形式分析的事物，而是十分奇特的建造行为，它不包含任何当今专业分类可以归类的言语，甚至连内心的言语也没有，而童寯正是借此来反抗当时建筑语言的一般性、群体性与道德性，对于我们这些不能超越于语言的凡人来说，我们只能求诸不可能的事来越出语言之外，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对语言，无论是天然语言还是非天然语言，无论是建筑学的理论语言还是设计语言来弄虚作假或者用它们来弄虚作假。虚构就是弄虚作假，我们一向以为它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但是，当我们把建筑学和文学都放在语言结构的天平上时，可以把“虚构”看做是它们共通的在生活世界中的处置原则。于是，经过现代语言学观念改造过的建筑学与文学实际上可，以有一对非常类似的观念定义，罗兰·巴尔特是这样来定义现代文学观念的：“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来理解语言，在语言永久革命的光辉粲烂之中来理解语言。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做文学。”（见《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977） […]

[…]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文化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区别，土族人的做法与现代社会相比，也许是通过非社会性手段对社会现象分类，因为他们在分类中直接运用自然事物，但却可看做是一种普遍性人类活动的特殊变体，按照这一见解，列维·斯特劳斯推论说，氏族制度可以看作是图腾团体的“逻辑转换”。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人类文化性的产物，更是奠基于人与自然的区别，是一种人工造物。而从结构组织上说，尤以建筑为其首要的构成性元素，其在类型学上，做为城市人生存环境分类的主要工具，具有实践其理智功能的意义。在此，我特别想提一下童寯先生对苏州园林的研究，在《东南园壁》一书中，表面上是形式主义的分析，并不能掩盖其论述在认识上的意义，在中国建筑学者眼里，苏州园林是城市与自然有机结合的典型例证，但童先生却说： […]

[…] 园林的建造未必需要什么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实际上专业建筑师反而难以做出，于是，对我们现代建筑师而言，园林既如禅宗的公案，它不是表现的事物，而是需要思考的事物，它不是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形式分析的事物，而是十分奇特的建造行为，它不包含任何当今专业分类可以归类的言语，甚至连内心的言语也没有，而童寯正是借此来反抗当时建筑语言的一般性、群体性与道德性，对于我们这些不能超越于语言的凡人来说，我们只能求诸不可能的事来越出语言之外，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对语言，无论是天然语言还是非天然语言，无论是建筑学的理论语言还是设计语言来弄虚作假或者用它们来弄虚作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