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反对科学技术的专制主义，提倡城市设计的多功能主义，并把日内瓦学派的语言区分性原则当作一种可以保持的方法论原理，论述了音位学、语言学、现代艺术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及像生物学这类科学学科的影响。
真正的问题在于，考虑到当下城市中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一种“自然语言”（我把迄今建筑学所运用的，既定的，不思考的，常与特殊的意识形态目标或特殊价值的功能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筑语言，零碎的语言，以主体为本位的语言，习惯性运用的语言都称之为“自然语言”）对于由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提出的概念和假设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看到建筑学在现代城市中正在复制各种建筑的“方言”，由于受这种城市的分裂性所苦，我幻想和企图发展一种可以做为城市建筑的零度的语言限制，它之所以不是“自然的”，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对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其次，“结构”概念本身的模式化思考仍然可以保持，但是，把既定的抽象概念做为一种操纵、控制的框架强加于具体的、可观察的城市现实的做法太简单了。它只说明，城市设计应以一种类似于语言的形式实体为研究对象，结构性体验本身就是理论化的，于是，形式构造理论，理论理解形式，它和任何特殊的现实功能无关，但与城市的全体现实有关——一个自立自足，具有可理解性的新世界诞生了。
城市设计就其所包含的知识而言，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特征，但既不全面，又非确定不变，不会把任何一门知识当做偶像，但是，它或许可以接受现象学的一些思考，特别就其试图恢复普遍性和观念性的地位，而且（与此相关联地，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口号）企图重新解释我们看作现实中既定的那些方面而言，更是如此。做为城市的全体现实的建筑特征被表明是“普遍的、观念的、往往是形式的”。但肯定不是专制性的，因为它是一种虚构——一种假设的构造活动的结果。
由于它不认为建筑语言仅只是一种工具，想让城市建筑在一种结构性的理智原则基础上自行表演，而不只是功利的加以利用，城市设计所根据的建筑话语就不再是认知性的，毋宁说是戏剧性的了。城市于是成为一个形式的剧场，这种戏剧性是和城市的构造性与足够的密度所带来的结构复杂性有关的，所以，我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诗歌与戏剧的分析对对话结构进行的研究特别注意，这一研究有一个固定的出发点——跨学科的符号学思想。符号学思想使人希望产生一种新的方法，即一种相对性的方法。人们也许注意到，随着论文的进行，我悄悄的从语言学过渡到了符号学，从语言结构过渡到了话语。
在研究的开始，索绪尔当初在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所做的区别是十分有用的，这使我们的研究可以从建筑学习惯的“自然”语言中剥离出来。按照这一对立，我们可以把复杂易变的话语性的城市建筑组合还原，把它缩小到语法的事例，就如罗西把城市缩小到类型，从而把城市的全部复杂性的建筑对话控制在我的网络中。但类型的组合，或者更小的切分成分的组合并不等于城市的“事物本身”。城市建筑做为一种语言性，事物不可能只存在于语句的范围内。建筑师在城市设计中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限制因素都是外在的——政治权力、业主意志、商业趣味、地段限制、交通因素’等等，但是问题的真相在于，即使这一切都不是决定性的，你也不能自由的连结建筑的成分，无论是在“自然”的经验层次上，还是在更具观念性的词态层或类似于音位的细节层次上，建筑语言和语言类似，都是一个受监督的自由系统，既使你如柯布西耶一般聪慧，光辉城市在它科学、理性、纯洁的外表下也显现着至少可以上溯到凡尔塞的专制主义的法国建筑语言的传统。在干净的、普通的、精细的、严格的语法层次上的城市建筑的语言结构——如罗西所提倡的——与大量的、模糊的、零碎的、往往是不定形的话语性的建筑语言间的区别只能是研究过程中暂时的运作程序，随着设计的构造过程，它是某种需要离弃的东西。正如巴尔特所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就象重听日甚一日的患者一样，我只听到一种声音，即语言结构与话语混合的声音。
于是在我看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巨大的圈套，是其通过抹消话语的错综复杂性以使后者不正当地纯净化了的对象，有如特里马尔其诺剃光了他的奴隶的头发似的。因而符号学就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接收了语言的不纯部分，语言学弃而不顾的部分以及信息的直接变形部分：“语言是由含义、效果、回响、曲折、返反、分阶等组成的巨大光晕”；“这也就是欲望、恐惧、表情、威吓、温情、抗议、借口、侵犯以及构成现行语言结构的各种谱式。”这个定义看似过于个人化了，但提醒我们，人不可能在他的语言之外，就像建筑师不能在他所经教化的建筑语言之外一样，如果把城市结构的语言研究只当做为认知的目标，它也随时会转化为专制性的权力规则，不仅如此，看似无序的城市的话语性建筑现象也在所有层次上都由规则限制因素、压抑因素与组成的织网所决定，所以，我们最终走到了城市的建筑本文面前，仅只把城市建筑提纯到语言一一类型的观念高度并不能逃避权势的影响，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建筑师内在的权势。我们可以从直感上说当今城市是不合谐的，破碎的，于是恢复整体性似乎就成了城市设计的目标，但是我们容易忽略的是，它实际都是各种小权势的合谐一致的整体，在它们的粗暴与得意忘形上都是同质的，而本文，城市的本文“似乎是非权势的标志本身”。于是城市设计就成为一种形式的逃避运动，在其自身包含了无限逃避合群的言语（那种中心性的聚合的言语），它无限的延搁，传统的形态构成的法则已经没有意义了，本文总是延搁到别处，它拒绝分类，总在非其正常位置的地方。归根结底，“它离开了政治化了的文化的型式法则。”
如果我们要指出一条走向城市本文的道路，那就得首先记住这样一个结论：符号学本身不可能是一种元语言。在现实的城市中，存在着各种建筑语言，为了克服混乱，起初人们把城市建筑的语言结构——如在类型学研究中所见到的——看成是关于各种语言的语言，是一种不能具体显示的主题，但是，一种语言与一种语言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不能证实的，如现代建筑的语言与传统中国的城市建筑语言，现代专业建筑师的设计语言与现实城市自发的话语之间的外在关系。城市设计的不确定性就是它的虚构性，我们利用符号学和建筑学来彼此纠正对方，一方面，不断地用20世纪至今的一切现代语言（我们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去对古代的与现代的建筑本文进行实验，注意不同本文的区别，使自己避免独断性与过分执著，避免把自己的阶段性的研究结果看作本来不是的普遍性的城市设计话语：另一方面，拒绝纯创造性的神话。或许，城市设计的一个乌托帮就是：经过符号学思考洗礼的异质异构体。正如巴尔特所说：
符号学不是一个构架，它不能将一幅缝补的总图强加于现实使其可被理解，它不能使我们直接把握现实。反之，它只是企图时时处处引出现实来，它认为通过引出现实所获得的效果无需任何构架来支持的。而当符号学想要成为一种构架时，它可能就什么也引不出来了。……，因此，符号学不是一门解释学。它涂染而不控制，它放下而不提起。它偏爱各种想象的本文，如小说、影像、肖像、语言表达、方言、情感、结构等，它们都玩弄着一种似真的表面性和真实的不确定性。我想把[符号学]称作这样一种过程，按照这一过程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把记号当作一块面钞，甚至当作一种虚构物加以玩弄。
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符号学思想做为城市设计的运作规程时，称之为“虚构城市”是恰当的，尽管建筑学有必要在这种运作规程之外拟定自己的细节，但是，符号学方法的基本性质应当贯彻始终，在我看来，这就是这种方法的系列性、秩序性、破坏性、解放性与游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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