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如果把“虚构城市”和“城市设计”两个概念并列，就会发现，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蓄意的企图：“虚构”和“设计”相互替换，或者说，我用“虚构”这个原不属于建筑学的词重新定义着“设计”本身，同时，这两个词与“城市‘的关系也是意味深长的，做为组合词，“虚构”是“城市”的前缀，“设计”是“城市”的后缀。在这里，词与词之间的位置关系并非无关紧要，“城市设计”暗含着由城市决定设计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对城市的某种先在的理解已经是设计的条件，而设计不过，是具体实践的方式与手段，是头脑中经验秩序的延伸工具，这就造成了设计领域里一种普遍存在的奇异现象：一般而言，一个设计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它不过是某种先在的思想的事后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设计中甚至不存在城市分析，或者说，只存在根据某种先定概念的“假分析”，它只是一种形象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发现；与之相反，“虚构”在“城市”之前，意味着设计之前，城市只是一个未定的结构，而在设计本身之前，没有任何先定的前提。于是，虚构指向了城市的存在本身，虚构城市，就是对这项设计专业中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之后的设计活动。
相信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当今城市最糟的趋向就是它的分崩离析，某种曾经塑造着城市整体的普遍性的东西正在垮台，正因为如此，虚构城市，做为对城市建筑未定结构的研究，有着特殊的迫切性。简单的说，一个城市设计，就是把某种生活方式的观念空间化、秩序化。所谓生活方式，就是把流动的、琐碎的、无定向的生活纳入某种有意义的组织。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设计的语言和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是一种类似物。通常，设计者相信构思启动设计过程的力量，但很少意识到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构思已是有前提的，被决定的，是预先已被意识形态化的，这从我们习惯于把城市中的东西固定化、本质化、纪念化的方式显现出来，也从我们的专业制度把城市纷繁的生活简化的倾向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设计语言一直停留在项目语言的水平上，城市被分类为建筑、街道、广场、绿地等一系列等级化的项目，尽管这种分类随着潮流的变化，不断以不同名目的理论术语包装，但是，如果，我们仅是借用索绪尔阶段的结构语言学观念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尽管这种设计语言意识到在城市物体中建立区别是认识与设计的基础，但它把区别的内容做为本质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我们仍然记得论文上篇中对语言中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会得出一个观念：在语言揭示事物的力量中，重要的是区别本身，而不是区别的内容。这就是日常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分野，换句话说，我们的设计语言仍然停留在日常习语的水准上，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中，谈不上理论语言，不曾有过真正的分析，更谈不上理论元语言，即理论的理论语言，一种基底性的批判语言的存在。一句话，在我们的专业语言中，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还未存在。
在我看来，罗兰·巴尔特对时装和文学的评论（也是塑造现代城市的重要活动）也适用于城市设计，它们都“以一种高级艺术的全部复杂性，强烈而巧妙地进行意指，但你也可以说，它们意指着‘空无”，它们存在于意指过程中，而非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之中。”（《时装系统》）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不是针对意指对象的，而是关于意指过程的。因此，它是抛弃一切关于意指对象的概念前提的。可以说“设计”一词已不再适合于定义这一过程，它不避免的牵带出一整套完全给定的、情性的术语组织，所以，我建议用“虚构”一词进行替换，并做为“城市”词先导。实际上，一旦借用了“虚构”这个词，城市设计就被转换到一个它所不熟悉的语境之中，并开始和一些东西有关。比如，与当代符号学中发展最充分的部分，即叙事分析有关，因为一切形象都是某种叙事的表现。更准确的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将符号学做为城市设计探索旅程上的伴侣，对这个领域做现代结构语言学意义上的改造，借用它所提出的一种运作规程，并根据学科的自身的特点，在这种运作规程之外拟定只属建筑学本身的不同细节。尽管我在上篇中已经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的出现做了一些学理背景的准备，也许还不够充分，不过，对于未曾真正理论化过的建筑学科，象能指、所指、意指、本文这些概念仍会给人几许生疏之感。既使在弄清什么是只有建筑才能做的事情之前，匆忙引入这些概念是危险的，我以为，要想回到设计本身、回到城市的事物本身，这个疏异化的过程必须发生。有效的设计不需要与城市中大多数角色在感情上同化，而是需要一种批评的距离，以使人们能够反省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一门由“虚构”一词引发的，要求人们为城市事物的能指和所指命名的形式化的城市设计活动会令人信服的剥离下粘附在各种城市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一套新词汇的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密切注视习以为常的事物，并阐明确信无疑的道理：为运用新术语和新方法步骤，人们必须对熟知的惯习重新思考。
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城市设计和虚构城市之间的基本区别：
- 前者承担着把设计作品置于一个预定的城市情景之中和说明一种意义的任务，设计无可避免的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合乎风尚的语言的一个特征，它有要去象征、表现、解释并去履行的有确定所指的社会作用。于是，城市设计就成为一种说明性的工具。建筑学被降低到它的最低位置。
- 后者则分析城市活动的意义条件，在设计之前，意义的不确定就象它的作品结构一样不确定，在设计之后，我们看到了意义的消失，或者说，将作品构造为一个空的形式。即使我意识到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意义批评，也并不想花时间去填充意义，最好的城市设计是未完成的，是精心制造的意义的缺失，当作品在城市中被阅读、被使用、被各色主体用身体去体验时，这个空的形式被赋予意义，不只一种。正是这层意义上，我说虚构时时处处把城市的现实引出。
和虚构城市观念相对的城市设计，无论是从环境出发，从建筑师个人的传记性根源出发，从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方法出发，或者遵从城市建筑史的方法，所有活动最终都会落实到由建筑师操纵的，作为创造性产物的作品的观念，或者说，把城市的片断或整体理解为一组或一套作品。它依赖我们理解城市的经验秩序，并把这种理解，实际上预先给定的思考抽象、简化的一种可操作的构架，把一幅衬补的总图强加于现实使其可被理解。这里发生的与其说是理解，不如说是对预先编定的故事的事后的解释，设计语言不过是意义的负载者，是体现解释的次要工具，在实际上相当固定的型式内，人们以各种方式不恰当的向内填充意义，制造象征，追求本质，实际上，与其说城市的意义，它的本质深埋在城市事物之下，有待建筑师发掘，不如说城市的事物已被深埋在各种人为制造的意义之下，这种意义的过剩排除着城市生活不可预料的可能性，只有故事，没有事件。可能性就是存在的同义词，可能性的消失即意味着城市中存在的缩减。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城市设计制造着城市在建筑学上的贫困，设计语言不过是预先编好的脚本的报道技术，而对于语言本身则根本不曾触动。
与之相反，虚构城市的观念不把城市设计理解为一组或一套作品，甚至也不把城市理解为强行制定的一处交往和教化的场所；而是把其理解为有关一种实践的踪迹的复杂的图形记录，作品的观念被那种作品之外的某事物的记号的观念所取代，因而它总是必须被译解，我指的是虚构，是关于设计本身的实践。
因此，对城市设计来说，我主要关心的是本文，也就是构成城市中建筑性事物的能指的织体。是阿尔多·罗西曾经用“类型类比”；屈米普经用“事件点阵”，乔伊斯曾经用“尤利西斯的都柏林”；罗伯·格里耶”曾经用“纯物质”；彼得·艾森曼曾经用“不在场的不在场”；博尔赫斯曾经用“交叉小径的花园”；艾柯曾经用“迷宫”；巴特曾经用“写作“；德雷达曾经用“符号的小屋”；库哈斯曾经用“建筑消失的城市”：卡尔维诺曾经用“城市的消失”；约翰·巴斯曾经用“枯竭的……”；约翰，凯奇”曾经用“开放的音乐”；米歇尔·福柯用“克制监禁的话语”；童儁用“对设计的拒绝” ……
所试图实验的城市存在的“意向制图学”，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些本文意义上的城市书写者、虚构者，并且技艺卓绝。虚构是和本文捆扎在一起的成对概念，准确的说，直到虚构的活动出现之后，城市才真的成为本文。随着向城市设计力图重塑的统一场面开战，城市结构的未定性散开了密封着的城市设计，出现了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同一本文的可能性。实际上，虚构城市的观念，再次复苏了城市建造中的一个主题：同一和差别的主题。不是在城市活动自发的差异性上强加同一性，而是以一种实验性的方法，试图在城市现象差异的普遍性中确认同一性，换句话说，差异性是在先的，而同一性概念并不消失——同一性甚至由差异性所证实。这样一种城市建筑语言矛盾的秩序问题就扎根在建筑语言本身的矛盾性之中。
把城市看做本文，牵扯到两个和结构语言学有关的重要见解：第一个见解是建筑语言远不只是生活方式的空间表达者，不只是城市意义的负载者，而是在建筑语言自身之内包含着一个它根本相异的记号系统，从现代形式主义开始，发展出了关于语言自足体观念的分析，所以，建筑语言的日常运用就成了语言本身的寄生物。这个问题的存在比建筑师的主观意图、社会学或心理的方法以及城市史的方法运用更根本，如果虚构是关于设计本身的观念，那么它根本不需要建筑学之外的解释与辩护，建筑语言不是说明文字，除了它本身什么也不说明：其次，城市设计在本质上具有对话特点。形式和功能要领之间并不存在彼此决定的关系，就如语言和言语并不彼此决定一样，它们上下翻动尤如选手游戏。这种建筑语言的双层结构模式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谈论弗兰姆普敦所推崇的紧密构造的城市。两个层次任意的滚动着，形式与概念性之间至多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冲击而已。只有这个过程才不至于使城市本文的意义萎缩、存在减少、不至于使城市建筑成为一团死物。
进一步，与传统的解释性、确认性的功能原则相对，功能的意义现在获得了种生产性的含义。专业建筑学把功能制度化、统一化，这个过程取决于建筑师的整理与人们实际生活中真实需要的隔离，并用隔离之后的简化结果，异化城市生活，这导致了城市的枯竭，是现代建筑学中最需要质疑的观念。虚构的观念是反解释的，一个城市建筑要素的意义在于我们把功能赋予那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与那种预先计划的多功能性或者多元化毫不相干。解释取决于使用者，建筑师只是提供了一个假定的意义形式，但并未决定它。使用者也是建筑的生产者。换句话说，虚构意义上的城市设计，当它在常规项目的结束之处，只相当于设计的开始，如果说一座城市的生活就是不间断的上演的壮雨的戏剧，建筑师建造的只是一个空的剧场，它没有剧本，永远向意义作用开放着。
这种观照城市的方式已经超越了理性分析，反解释的倾向把兴趣放在描述使作品成为可理解、可解读的结构与规约，但我对城市中过去与现在的一切本文进行语言实验的兴趣，阻止我只限于研究那些使它们具有可理解性的结构和代码。城市的本文不再被当作应予分析的人工制品，而是当作一种意识的表现：一种邀请使用者去参与的世界意识或经验。
城市设计的城市是建筑师的城市，或者说，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与决定者的城市，实际上，正如霍尔发现的，总图、总体模型、统一场景、整体的结构与轮廓恰恰是一些我们在真实城市中根本看不见的东西。这种方法导致了城市中具体生活的被遗忘。城市设计应该始于切身的体验与观察。但建筑师对他的眼睛如何不自觉的依赖于结构、形式、体裁这类被教化的规则是缺乏反省的。这种不自觉性使观察蜕变为解释。如果放弃一切这些习得的专业束缚，城市不过是一系列多彩多姿的片断，是一系列独一无二的结构事件。
于是，一种关于设计本身，关于城市本身的设计理论开始成立了，这是一种一方为设计者和另一方为设计语言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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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维护了城市本文中建筑语言的自足结构。或者说，设计者完成的本文所达到的多于他本来所企求的；设计并不表达我们关于城市生活现成的知识，而是探索在建筑语言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建筑能做而其它学科所不能做的。在这种活动中，建筑语言的独立性被扩大，或者说，本文的操作做为一种系统程序总是比经验秩序更多，这使关于什么是城市生活的真实性的讨论丧失了意义。建筑语言的双层结构意味着设计变成了一种不及物性的活动。建筑性本文并不是透明的传达设计者的构思，而是提供一个空的场所给使用者，场所的形式期待着有意义的活动的充实。同样，建筑语言双层结构的滑动，使得场所不可能预先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至多只是一些条件的暗示，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把城市看做本文——建筑性事物的能指（指示者：使记号显形之物）的织体。本文具有多重含义，设计者并不控制所指（概念、功能概念、形象概念……）的、即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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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设计重新定义为虚构，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上潮到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异化手法。这个纲领关心疏异性，而非熟悉性，并在城市事物的只言片语中寻找乐趣。它不仅从每一个城市建筑中撤出那些想当然的时代剧的情节，实际上，它根本不关心个别建筑作品的轮廓和结构，对虚构的观念来说，城市的形象是次要的。它更关心城市本文在语义上的开放，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凝结在对话上的开放性。虚构是一种建筑学的设问活动。设计者不可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他没有这个支配个人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这个兴趣；他至只给予部分的解答，只有借助于这种手法，我们才能达到有限的多重意义和无限的多重解释。必须抛弃那种关于使人不得不信的建筑语言，即一无歧义和极易理解的日常语言的想法，甚至干脆用一种纯粹的程序活动，免除我们赋与建筑词语的固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筑语言开避新的可能性，并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城市本身。这种部分解答接着又引起新的问题，于是，不是如何用城市设计去把握城市的真实，而是如何用虚构城市的方法使真实本身变成一个问题，设计者和使用者的这种对话关系实际上是反交流的，建筑语言的双层结构使它有一种特有的能产性，制造着城市本文非因果性的结构模型。或者说，非结构的结构，并要求抛弃设计者主观表现方式的权威性。我们所考虑的不再是（作为一种主观权威性形式）的城市设计，而是本文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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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文建立在对话性上的开放观念，直接导致了城市的使用者也是本文的生产者的观念。这对以往的城市设计理念的冲击很难估量。欲念的织体、身体的需求，许多建筑师闻所未闻的读解城市的方式开始浮现，被引入这个原本封闭的理性的储存体，这才是真正的本文。它代表一种一旦开始就不可控制的事物，一种无限的意指关系的图景：与任何企图通过分析去掌握本文的企图相反，它强调使用者的重要作用；城市的本文不存在意义和结构，除了由使用者产生的之外。但与任何让使用者成为一门（心理）科学的对象的企图相反，人们也可以强调，本文有能力瓦解使用者最有把握的假定，并使他们理解城市的最权威性的策略失效。
于是，进行制做的，独家报道式的设计师主体被移出了中心位置，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我们得到了使本文结构非交流性的那一层发挥作用的自由。能指的织体–本文属于每一个城市居民。这也使我们可能真正回到城市设计的语言本身，因为本文就是语言的外显部分，纯揭示性的部分，认识到这一层我们才能走进建筑语言的内部，而且正是在这个内部，语言结构才可被抗拒和使本身偏离正轨。一种设计语言的力量并不取决于设计者的个性，也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滥用，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思想，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对设计语言自身有所改变。这与打着任何主义的装饰性的词语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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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几个方面都被解放了：我们洞察设计者的承诺、洞察所有城市设计的那种只是企图传达某种给定意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设计者的武断和轻率，事实上，他们往往对设计地点所知甚少，对所面对的需求所知甚少，并且，设计者再也不能把他的主观权威性强加给一座城市，这种非份的权威性通常以宏大的/完美的/聚合性的设计语言体现出来。与之相反，本文的观念坚持使用和设计在生产上的弄价性。使设计的兴趣不是与连续性、发展和结构相联系，而是与对本文片断的欢悦，与使用者身体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上潮到初始的，前反思的自发营造的感觉。在这里体验取替了审美，缺失替代了造型。事实上，谈论织体，就是谈论城市做为某种非权势的建造活动的集合。织体的要素必然是小的，本文自身包含着无限逃避合群的建筑语言（那些巨型的）的力量，本文无造型或者说，它被延搁到了别处，即不可分类的，非其正常位置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离开了政治化了的文化的型式法则。在这层意义上，它必定是一种批判性的空虚构成，暂时揭掉了那个沉沉地压在我们集体性的城市话语上面的普遍性、同一性的价值盖子。虚构使城市变轻。每一本文都转换出新的格局，甚至连设计者也不理解的事物都可能发生。虚构的本文导致着城市存在的增加，向人启示一种感性认识（胡塞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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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困难就在于本文的创始和发展。虚构无前提，于是设计者不得不胡乱的开始，并机智的去承担风险，这不是一门解释学，在设计开始之前，甚至没有方法。方法也需在设计中被构成，设计因此而存在。如果方法只作为一种过程性的程序起作用，那么它也不可能是一种说明性的方法。虚构的本文没有本质，只有问题，它并不导致任何解码的活动，并不想提出任何结论。在这里，方法只可能针对着设计语言本身。在本文创始之前并没有什么关于形式的概念，本文是由假定的形式获得其概念的方式决定的，这个敞开的过程就是城市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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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城市本文的织体，也就在谈论差异的弱小单位的自治共同体。疏异的本文在向专业的城市设计挑战，但是，所谓疏异的本文并不是城市中像异物似的不相干的片断，这些片断实际上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在城市的不同的上下文中展开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不断引出新的组合，它断然拒绝那种成片扫平，成片开发的城建方式。如果说城市设计以理性的正交网格为依据，虚构城市就以地图为依据，这张地图分成无限多层选合，落满了人们实践性的细碎踪迹。每一个本文，小本文的制作都象是地图上点状考古活动。实际上，任何本文都不会只产生于一位设计者的创造意识——它产生于其它本文，它是按照其它本文所提供的角度完成的。这就使建筑的独立存在，建筑师的作品署名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我们在城市谈论建筑的消失。当然，本文的起源都是相当私人性的。但是，它从这里开始，寻求着集体性。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理想：在城市中，结构的组织与独一无二的事件的统一必须重建。并且坚持排除任何强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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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本文都不是孤立的，并不意味着那种关于环境关系的陈词滥调。有必要把现象本文（被表现的信息）和生成本文（不断产生新意义的本文）加以区别，把在场的本文（现实的）与不在场的本文（专注于一个想象世界的）分开。虚构城市做为一种地图上的点状考古活动，既是具体的，有节制的，不过分的，也是偏爱各种关于虚构的想象本文的，如小说、影象、语言表达、方言、情感、结构等，它们都玩弄着一种似真的表面性和真实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的把这种语言和设计语言重叠、组合、可能比现实的更加真实。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谈论表层的城市，本文之上的本文、本文之后的本文、城市本身的真实性，也许就是城市中一切本文的本文间性（克里思特娃意义上的），于是，我隐约看到了那个权威形式制定者的建筑师的消失。
以上的讨论包含着一种希望，即如何想象这样一种构造城市的方式，简单的说，即“提出”一种话语而非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方法的赌注、一种探求、一种对正统的偏离作用。当我不再谈论一种中心性的紧密构造的城市文本时，实际上就是赞美一种纯粹的符号学活动。它既不是一种元语言，也不是一种构架，它不能使我们直接把握现实。反之，它只是时时处处引出现实来，所以，我说虚构城市的要素最好是一个空的记号。它朝向各种可能性开放。引出现实所获得的效果无须任何统一构架的支撑，当我们把符号学活动当做一种构架，一种分析的方法时，它可能就什么都引不出来了。设计营造的只是一个记号，意义的根据，在这个角度上说，虚构城市就是一种有待解读的多重意义的实践，是一块由于无人继承而成为自由的土地，“于是，我们的目光不无任性的落在那些陈旧而美好的事物上，它们的所指是抽象的和过时的”（《写作的零度》）。如何想象这样一座城市，它温和而富于启示性，没有中心，但几乎是均质的，播散着一些实验性的建筑场所，就象是一些园林播散在苏州那种织体性的城市，这些实验场所观照着建筑语言本身，也开发着这座城市既是享乐性的又是预见性的可能性，如同博尔赫斯所想象的中国花园一交叉小径的花园、包含着彼此平行，但并不交叉的本文线索，一个关于有限与无限的生活世界的微型模型。这些实验的产品同样以不压制的方式无声地流入民间。
这里说的也是论文下篇的写作方式，做为放弃一切前提的实验本文，一篇前后通贯的大块文章实际上违背了它的理论原则，所以，我所做的只是一些开始性的工作。比方说，不断的重复“虚构”二字并给定它以具体的含义，就像在一座想象城市的实验室中同时开发的若干可能性，向人们固有的体验挑战，也向设计语言本身质疑。与下篇论文平行存在的还有一组照片。拍自我近年生活过，活动频繁的城市；上海、杭州、苏州。不过，这不是对现存的作品做解释，也不是论文的图解。它们只是一些完全个人化的直观，却可能在论文的写作中对论文清洗，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做为一种临时性服务的符号的撤退，作为一种发言者的建筑师的消失。这些照片很不专业，所偏好的也是一些生活中的锁碎事物，但对我来说，它们凸显了这些城市的陌生性，也许，正如罗伯·格里叶所说：
这些粗糙的现实的碎片……竟在不知不觉中解放了我们，使我们惊异不止。然而，日常生活中许多同样的场景，却不能把我们从盲目性中摆脱出来。的确，仿佛摄影的陈规（明暗度对比，取景，不同镜头的光圈差）有助于摆脱我们自己的陈规。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呈现出略微生疏的面貌，这个世界自身也是生疏的，它不愿意屈从于我们的命令和理解问题的习惯。
《未来小说出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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