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埃森曼
2015年3月
德里达指出，每个拷贝副本在某些情况下都会变成新的原本。而我的分析便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们就像拷贝副本一样，一旦构想出来，就独立成为了新的原本。
这类书能够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存在所谓象征性的学科权威(symbolic disciplinary authority )。如果本书讨论的建筑代表了某种对于现状的抵抗，那么这些作品反抗了设计它们时所面对的学科权威。如果审视二战后的美国建筑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权威的痕迹。在1940年代是弗兰克•劳埃 德•赖特；在1950年代是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在1960年代是路易斯•康；在1970年代 是罗伯特•文丘里、詹姆斯•斯特林和阿尔多•罗西；在1980年代是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在 1990年代是数字化(the digital )。今天这种权威处于弱势，而建筑学中缺少反抗、挑战学科当下状况的作品，便能证明这一点。
今天可能不会有《建筑经典：1950-2000》这样的书了，因为已经没有批评性的学科权威了。今天，我们的学生和同行找不到象征性权威的模范。这不是因为民粹主义者 (populist)控诉各种权威，而是由于我们文化的弱势。任何文化都会有低谷，这在当今的建筑学中十分明显。然而低谷也并不意味着文化将总是这样。与此同时，或许现在最好的选择是走向内部，“致力于语言研究(work on the language )”。
补充说明一点。今天要理解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背景，可能有必要先读一下我完成于1963年的博 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 。它比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罗西的《城市建筑学》要早3年完成。该论文分析了勒•柯布西耶、弗兰克•劳 埃德•赖特、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 )和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 )的作品，并用原形(primitive form )将建筑描述为一种语言，而这就是“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
如今学生常常要问，为何要研究帕拉迪奥、阿尔伯蒂或柯布西耶。我通常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即：为了讲一种语言，创作一部歌剧，写一本小说，编排一支舞蹈，你必须了解这一学科，以及其自主性(autonomy )、语法(grammar )和句法(syntax)的构成。如今，在这样一个多元、全球化的世界里，有太多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学生、老师、老师的老师，他们常常不知道建筑是什么，为何如此发展？因为他们只是粗略地了解建筑学的学科规律，以及是什么在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当然， 可持续和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就像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人士所谈到的，这类工作并没有任何的形式上的决定因素(formal determinants)。假如存在形式的决定因素，它们也不会与任何叙事发生一一对应的关系(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从1963年至今，我的形式分析研究一直将这些决定性因素置于批判体系(a critical matrix )之中。如果要解释建筑学批判体系构成要素的本质，那很可能需要一篇长文章或一本小书。但在此只需要表明，我建筑创作、理论写作和教学研究的目标， 是探索生成一种不再仅仅基于笛卡尔几何的复杂形象(a complex figuration)。
总之，我最新的研究是，形式如何能撼动并抵抗已被普遍接受的全球资本的力量。与学科权威 形成对比的是，资本已成为意识形态力量的来源。为了试图让建筑脱离意识形态力量，起步工作或 许可以是与学科规律进行批判性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