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纳德·屈米 Bernard Tschumi Architects
- 1982-1997
析“理”，在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可惜没有接下去。主客体互动，主客体的结构都接触到了，但是，没有达到科学化的水平。这方面必须向西方学习，补上一课。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缺乏直觉整体把握事物的一面，同时也缺乏对自然的“情”。如La Villette公园设计本应是自然和人工物的结合，自然在公园设计中变成几个叠合片中的一片，但设计者却还生怕人掉在自然中丢失自己，因此打上方格，在交点摆上红色雕塑。这样能够“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吗？
冯纪忠 Feng Chi Chuny
为了处理这项计划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又要掌握整个错综复杂的基地，楚弥在公园里放进几个层层铺设的建筑系统，每个系统都在公园设计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对于游乐场和露天音乐广场所用的大型开放空间，楚弥用一种“表层(surfaces)的结构组合来表达。这一层也包含了放置大型建筑的地面楼层，科学博物馆和演讲厅就在这里。第二层包含了许多“线条”，连接线条与线性的构件，这些构件有成列的树木和街道等。这一层最重要的成分是曲折的路线，它们穿过整个公园，和英国景观公园的道路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景观公园无疑是他灵感最大的来源，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叙述性的构件。
为了能容纳公园里无数的小构件，如电话亭、影视馆、咨询中心和托儿中心，楚弥精心设计了一些亮红色的小型建筑，他称之为“装饰性建筑物”(follies)。至此，参考英国景观花园的设计才告完整。
《 设计与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
[…] 拉维莱特公园 Parc de la Villette AWhouse | © 版权说明 | 湘ICP备2020023106号-2 目录 […]
[…] 正如穆卡洛夫斯基“在分析诗歌作品的陆续的译作时所说：“具体作品只有一种外部符号（按德·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能指，按巴尔特的说法就是一个空的记号）的身份，它容许在集体意识里产生特定的意义……。”这就在符号学层面上又提出了来自设计者主体与受者主体的双向的主观世界的构成性作用的问题——只有根据功能——符号的理论，借助于结构性的技巧实验，受者的主观世界才能获得客观的符号学的价值，城市设计的过程才能是积极的，共同参与的理解活动。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城市的美学，也关心美学本身。这种符号语义学的探索也适用于按其各自特征而加以区分的一切其它类型的记号。在使受者的主观世界获得客观的符号学价值方面，现代文学与现代艺术都已在形式结构上做过富有启发性的尝试，而建筑学在这方面的实验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例如，象解构主义那样的建筑活动，把它当做个人主观性的极端强调肯定包含了很大程度的误解，实际上，这也许是第一次把受者考虑进来的建筑活动，正如屈米在评价自己的拉维特公园的那一系列的“小屋”时所说：“我始终强调它们是戏剧的点，活动的点，事件的点。”在我看来，它们也是接纳受者的策略点，是关注文化冲突的点。这类建筑带给受者的远不只是形式怪异产生的惊异，毋宁说，是对受者理解力的挑战，它们很少有正统的现代建筑那种专制作风，而是强调一种聚合性的场所，一块欢乐之地，向受者发出热情的邀请。应该说，解构主义者是很想走群众路线的。 […]
[…] 我们已经看到象屈米这样的建筑师实践着这种构造城市的新方式，拉维特公园就是典型的虚构。与以往难以落实在平面图纸上的“城市形态”观念不同，城市生活做为一种持续的迷惑，同时完成的可能性以矩阵的方式被可识别的策划出来。每一座建筑同时都是又不是一座建筑，屈米在这里，并非偶然地期待着他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