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

伯鲁乃列斯基在建立语言记号和符号体系时,与伟大的古典范例进行超越历史的对比。出现了第一次伟大的探索,试图使历史价值现实化,将神话时代变成当今的时代,使古代的意义成为变革的信息,将古代的“言语”( parole)转换为普遍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伯鲁乃列斯基的成就并没有在建筑设计史上导致彻底的变革,其根本意义在于他的非历史化。理解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是15世纪迄今这个历史时期内建筑理论的决定性因素。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伯鲁乃列斯基是第一个被单独立传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这是文艺复兴称颂个人功绩的最初预示,同时,建筑史也开始转型为个人成就的历史,而不再只是罗列一系列无名的纪念性建筑。

伯鲁乃列斯基同时代的人,在他的建筑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新颖的东西,他们把这种新潮归功于古代,但他们对古代却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罗马风的地方传统和14世纪晚期的建筑,以及基督教早期、拜占庭和地中海东部的中世纪世界的建筑,还有古罗马的废墟中,找到伯鲁乃列斯基建筑的原型。

育婴堂拱廊优雅的发券方式,更接近于罗马风的圣米尼亚托教堂的拱廊,而不是任何一个古代的先例。此外,内角拱上的穹隆,在托斯卡纳乃至整个意大利都很少见,而伯鲁乃列斯基却在反复地使用它们。古代建筑更喜欢建造放置在圆上面的穹顶,放置在正方形上的穹顶就很少见,却是拜占庭和伊斯兰建筑的显著特征。伯鲁乃列斯基喜欢使用的半球状的“伞形”穹顶——有肋拱、网格和眼(oculi)穿过基座——也是个非托斯卡纳和非罗马的形式,而是源于拜占庭的形式,在圣索菲亚教堂中得到了最庄严宏伟的实现。

圣洛伦佐教堂中殿的拱廊中,把雕刻有浮雕的承重石,与装饰性的拱腹结合使用,这种新的形式语言,同样也是起源于基督教的东方,并于6世纪从拉文纳引入意大利,在圣维达莱教堂中最为突出。拉文纳圣维达莱教堂的八边形平面与有斜面的墩石结构体系(而不是一堵支撑拱顶的连续的墙)一起,可能是伯鲁乃列斯基圣玛利亚天使教堂的原型之一(带有成对作为转角之壁柱的八边形佛罗伦萨洗礼堂,是另一个原型)。天使教堂看起来更接近于圣维达莱教堂,而不是任何一个古代的原型,这使伯鲁乃列斯基的古典主义这一主题,变得更加复杂。

他的所有建筑中,都回响着强有力的来自罗马的回音,但又很难找到他引用特定古代建筑的痕迹(只有对万神庙的一些引用是例外)。尽管如此,伯鲁乃列斯基与其风格的中世纪源头之间,被拉开了一条毋庸置疑的鸿沟,这是以一种权威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他使用了古典的柱式,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并通过它们,表达了他建筑中的比例与和谐。此外,他还用他年轻时候学会的完美精湛的雕塑技艺,塑造了这些柱式,把佛罗伦萨雕塑性建筑细部的工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对他所知的古代建筑和雕塑独特和自由的阐释,是他意味深长的个人风格的基础,因此,他所创造的新语言,不仅诞生于他对古典和托斯卡纳罗马式纪念建筑的研究,同样也诞生于他对风格迎异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模型的研究,这些模型,是经由威尼斯、帕多瓦和拉文纳的早期基督和中世纪建筑等途径,传入意大利的。伯鲁乃列斯基用所有这些丝线编织了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建筑杰作,而建造一种更加忠实、更加规范和更加“考古”版的古代建筑这一任务,则留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马文·特拉亨伯格 Marvin Trach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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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建筑表现某事物——而不是它的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在可见物中表现这个存在。它从根本上影响着图解的观念。例如,伯鲁涅列斯基的两座教堂——圣洛伦佐教堂(San Lorenzo)和圣灵教堂(Santo Spirito),展示了某一话题的内在性是如何在建筑物中表现和显示为纯结构以外的东西。在两个案例中,伯鲁涅列斯基都利用透视视景处理哥特结构的交接方式,以改变它们的空间状态。在两座教堂的前一座——圣洛伦佐教堂中,从一个静态视点看去,三道廊在透视上汇聚向一点,创造深度的概念和效应。这里有真实的深度,也有深度的表现法。在同样是用哥特结构组织的三道廊教堂——圣灵教堂中,对空间的表现却是平的,给人的感觉好像分层的画板。关于这些空间差异曾经做过许多图解,给这些现象予以特定关注。不过,图解不是一种能够给予精确阅读的科学性工具;它更像是划拨一个给定的阅读范围,同时淡化他者。图解可以澄清圣洛伦佐与圣灵教堂之间的差异,例如通过关注它们对待主体的不同状态:一个需要静态的主体,通过锥形视角和单一的视点来看空间;而第二个要求移动的主体来看空间,好像他/她在空间内外连续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