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隧、塾、树和宁（zhu）
甲组建筑的“大门”在中轴线南端，从它与左右房间的关系来看，这一列是在同一屋盖下，即此门是有屋盖的穿堂形式。门道古称“隧”，宽3米，进深6米，还保留地面路土及中间门槛的痕迹。门槛处地面高起，向南北逐渐坡下。门两侧的房间，即所谓的“塾”，《仪礼》等典籍也多有提到塾的，按其在门东、西侧的位置，而称为“东塾”、“西塾”或“左塾”、“右塾”。如塾内作南北分隔，则还有前、后塾之分。这里，塾内地面无存，未发现分隔遗迹，仅在两塾内部地面各发现一个柱洞，目前尚难判断是否与分隔有关。
此门的门道处无台基，即东、西塾台基是断开的，台基残面高出门道80~100厘米。这种断砌造的大门，最早见于偃师二里头夏遗址F2，它是车辆通行所要求的。
门前4米处，相对门道有版筑影壁遗迹（影壁略偏西，应是施工误差所致），东西长4.80 米，厚 1.20 米，残高20 厘米。从影壁四角残存的础石和木炭痕迹来看，原来四角各立有木壁柱，推测原来上部是有顶盖的。门前设影壁，直到目前有的民居还保持这种做法。门前或门内设影壁，原是为了遮挡外部视线或防止大风直吹门内，但是在奴隶制度下，这一设施是有阶级限制的。影壁在古文献中称“树”或“屏”。，西周时它作为一种礼制设置，只有邦君以上的身份才有资格用“树”来遮挡大门，等级限制是很严格的。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往往发生僭越行为。孔子曾批评齐国重臣管仲的宅邸门前建影壁，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老夫子的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周承殷制”，周朝关于“树”的等级规定很可能也是继承殷商制度的。这座约是建于西周建国之前的建筑，门前有“树”，大概不是一般奴隶主所有，而是邦君的建筑。附近董家村出土的卫鼎，铭文中有裘卫与邦君厉为土地争讼的记载，这或可作为一个证明。
门与树之间的场地叫做“宁”（zhu）。
庭、堂、阶和厢
大门内由四面房屋所围成的封闭性院落，即古籍所谓“庭”，也称“大庭”或“中庭”。；堂前至大门的甬路叫“堂涂”，也称“陈”。庭中雨水的排放不由门道，而通过东塾下埋设的排水管。
庭北是这组建筑的主体——正殿，古籍称“堂”。所谓“堂”，是一个开放性空间，它与封闭的“室”相对照，是一个没有前檐墙的明亮的敞厅。此堂的台基为残面，有的地方已露出栽柱的暗础。其残高超出散水61厘米，由庭中部最低处计算约为1米。从台基上柱位的排列来看，堂面阔六间，间宽2米左右；通面阔为17.20米。进深三间，间宽约2米；通进深约6.10米。据发掘简报称，发现东北转角墙基，推测原来可能东、北、西三面有墙。堂的前檐开敞，于前檐柱间悬挂大幕，汉画像石、砖有此图形，可以参考。遗址，特别是在前檐一带，出土有大量小型石、蚌雕饰，有的带有构造小孔，有可能是缀于帏幕上的饰物。出于保暖，冬季常于堂上设帐（帷幄），现已发现先秦、两汉的青铜帐构，有的就是用于堂上帷幄的。主体厅堂前檐空敞这一传统，直至封建社会晚期保持未变。明、清府第、衙署等大堂，前檐仍然是不设墙体和槅扇，仅在两梢间设置木栅而已；堂上仍按古制设帐保暖。据简报分析，堂的后墙可能有两个等宽的门，各与前檐东、西台阶相对应。堂的东、西墙，有的古籍称为“序”。
这里登堂有三个台阶——左阶、中阶和右阶。古文献所记，多为两阶制，即“左戚右平”——左边的一个为“戚”，是踏步式的台阶，即北宋《营造法式》所谓“踏道”，汉及先秦文献称“阼阶”，解释说是主人用的；右边的为“平”，为斜坡式的蹉蹉，《营造法式》叫做“漫道”，汉及以前文献称“宾阶”，释为客人用的。这里，复原即按文献。东、西厢各有二阶，简报称“西边两阶相距2.90米”，但所附图为4米左右，复原从图。古籍将中间台阶称做“中阶”。，大约是严肃的建筑才有。从残存砂子灰抹面来看，台阶还没有垂带的设置。
北堂、室、旁、夹和闱
堂后的庭院由东、北、西三面房屋环绕，遗址西北角被灰坑打破，复原面向庭院坐北朝南形成进深3.10米（中—中）的一列五个房间。东起第一间面阔3.20米，前廊地面一直延伸到室内，证明无前檐墙，后墙开一个小门。这可以说是一个堂屋，或即“北堂”。东起第三间，即中央一间，前廊地面未发现向室内延伸，同时就近遗存似未经扰乱的倒塌墙体残段，由此判断应有前檐墙。这样复原，中部为一列三室，面阔各为5.20米。第五间已遭破坏，简报称尚存后门东边残迹，如观察无误，则可按对称复原。
后庭正房称“室”；东、西房称“旁”（古文与“房”相通）或“厢”。“旁”、“厢”都是旁边房子的意思，因此后世把正房两旁的房子叫做“厢房”。东、西厢净进深约2.60米，附有1.50 米宽的前廊。东厢房南起第三间内有火塘，似为炊事之用，此处或即《礼记》等文献所记作为庖厨的“东房”或称“东厨”。
室与旁之间的转角房间，叫做“夹”。东北角门称“闱”；在这里，闱内的敞厅大概就是“北堂。后庭中间由堂至室有一甬路式的台基相连，根据柱洞知道上面有屋盖，即为一条廊道。这样，后庭被分为东、西两个天井，或称“东庭”、“西庭”。二庭的雨水由西向东排放，廊道及东房台基下均埋设有排水管道。面向天井东、西两侧各有两个房间，其地位在室之旁。可见西周之前周原地区的建筑，大概早就吸收了中原殷人宫室形制并有所发展。应即古籍所谓“旁”或“房”。东房也发现火塘，或也作庖厨之用。室、旁之间的东、西转角所夹的二室，应该就是所谓的“夹”。
遗址的后院，基本上保持着奴隶制初期高级宫室建筑的五室、四旁、两夹的布局，只是一小室演变为北堂而已。这就是说，甲组建筑仍带有脱胎于夏世室的痕迹。无疑，中国宫廷建筑是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甲组遗址的发掘，又提供了一个实物例证。以夏世室形制的二里头F1与这组建筑相比较，可发现两者的室、旁、夹平面布置都共呈“凹”字形，只是甲组前堂业已分立，原来堂的位置变成了庭院。即使从总体来看二者规划类型虽有质的不同，但仍可看出其量变的联系–二里头F1 廊庑向庭院紧缩，即转化为甲组的厢、旁，从而形成一颗印式的四合院。
北堂所开宽1.10米的后门，位于全组的东北隅，古籍记载周朝庙之东北隅有门谓之“闱”，解释说是供妇人出入，与此相符合。这提示甲组建筑有可能是庙。《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这座建筑后庭三面房间的布置，恰是“室有东、西厢”，正是“庙”的形制。另外，从空间尺度来看，这座建筑的房间都远小于这里的其他宫殿遗址，对于邦君地位来说，不可能是他居住或行政使用的宫殿。这座祖庙有前堂，是后世文献没有提到的，祖庙模仿国君生前宫室，应该是“前堂后室”的格局。
关于全组建筑的体形，可从柱洞残深和台基遗迹作出推断。堂的台基残高约61厘米，设定堂前台阶的踢、踏之比为1：2，已知阶长约1.90米，则所上高程约为95厘米，即堂台基复原约比厢、旁高出31厘米左右。同时堂的跨度也最大，可知其体形为全组之冠。平面关系表明，整组建筑的屋盖应是互相连接的。厢、旁屋盖按其跨度应为两坡，尤其后檐遗存擎檐柱迹，完全证明了是两坡顶，不可能是一面坡的“半屋”。由于使用了防止下滑的带瓦钉、瓦环的屋瓦，也排除了平顶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