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的随意聚集 1953年，彼得·雷纳·班纳姆(Peter Reyner Banham)’写了一篇关于路易吉•莫雷蒂“向日葵” 住宅的批评文章。这是关于此建筑的最早的英文评论之一,该文章发表于《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 )二月这一期，它将“向日葵”住宅看作是确定“罗马折中主义”(Roman eclecticism)的纪念碑。班纳姆认为，这种折中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遗产范围内起作用的。如果说“折中主义”的标签在 今天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在1953年的时候，它只表明了可以把莫雷蒂的作品看作是对古典修辞和建筑策略的随意聚集。这些修辞和策略除了被莫雷蒂集合在一座单一的建筑中，没有任何单一的组织原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尽管这里认为班纳姆使用“折中主义”一词是有瑕疵的、但他的观点是 有预见性的。有趣的是，早在1953年，班纳姆就提出现代建筑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style)。因此， 他才认为莫雷蒂背离了现代建筑的形式需要与假想社会使命。之后，莫雷蒂的“向日葵”住宅成为了罗伯特，文丘里1966年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的重要引用案例。实际上，这种引用还将显现在文丘里自己的凡娜·文丘里住宅设计中(参 见本书第5章)。在班纳姆的结论与当下可能的解读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在1968年之前，在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对文本观念进行反思之前，是不可能针对班纳姆所认为的纯粹折中主义，提出一种文本解读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提供了分析与组织的方法。通过这种新的镜头， 人们得以理解复杂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现象全然反抗一种清晰的解读。相反的是，它们代表 了一种今天可被称作是“不可判定性”的状况。 平行使用抽象与具象修辞 莫雷蒂的“向日葵”完成于1950年，它将历史的暗示与现代主义的抽象结合了起来。然而，这种暗示历史的前奏却不是“向日葵”住宅成为本书所讨论的第一座建筑的理由。倒不如说，是因为“向日葵”住宅在战后很早就表现了抽象与真实具象(literal figured )相互混合的状况。这种同时存在却又似乎是对立的状态，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单一的叙述、含义或形象。或者说，正是在战后的风气中，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受到质疑。而当时的风气正是怀疑这种辩证关系的先天价值。此外，还可以认为，在战后的建筑中，“向日葵”住宅很早就通过尝试平行使用抽象与具象修辞，来体现事实的不可判定本质。正是在这里，可以让人想起，什么可以被看作是建筑中的文本。虽然抽象与具象通常被描述成“形式”，但形式与后面出现的文本之间的区别，将会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形式”一 词描述了建筑中的一些状态。这些状态不必非要以意义或美学的方式来显示，但却需要以其自身内 在一致性的方式来解读。这种内在的一致，涉及某些策略。而这些策略与美学基本的光学视觉无关 … Continue reading 向日葵住宅 Il Giras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