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柯布西耶是一位类型学家吗?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基本上，我们所讨论的“功能-结构”的方法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出自索绪尔开创的日内瓦学派的结构语言学，进而由雅克布逊等学者在音位学层面上建立了有影响的功能方法，在人类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电影研究、精神分析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等领域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另一个则是取自生物学的一份遗产。现代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带有明显的生物学功能主义的特征。前者把语言看做一种形式系统，一种分类学现象，并主张一种动力学的分析过程；后者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对分类学的价值有所认识。

无论是花园城市还是光辉城市，二种模式都从生物分类学转化过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柯布西耶的速写和草图中，动植物的写生数量之多，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建筑研究，而如一位专业的生物学者，因为他的兴趣显然集中在分类系统方面。“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是柯布西埃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一个断言，广泛流传的解释把它和工业机器联系在一起，似乎缺乏人性的温情，但我以为这是误解。把它和生物系统联系起来，和一种不满足于经验概括、人为臆造与粗糙直觉而寻求一种更加抽象的体系化的空间组织概念联系在一起更加恰当。如果给光辉城市模式一个评断，那应该是：城市是住人机器。机器没有灵魂，这标志从主观偏见向种科学的客观认识的转变。

布洛克曼对现代生物学思想有过一段简洁概括:

有机生命似乎受到分类学价值的约束。于是有机体不再被看作有灵魂的生物，而被看作是一个对变化着的周围环境自动作出有目的的反应的适应系统。这一反应作用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持结构的内稳定态。其它的重要问题是，系统对影响的反应程度，组织防御的程度和以何种机制来维持稳定。这种思想方式似乎保证了内稳定态会被维持，虽然它只代表生命过程的一个模式。

尽管有种种内外干挠，保持其“内部的”环境（也是一种特殊条件）不受损害的（也归诸于生物体的）能力，被它的发现者罗斯·艾什比叫做超稳定性。超稳定系统可以通过适应和进行选择(或自发行为）来使其系统稳定，二者都是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可由变动阶段的(moving stages）原理加以解释。系统在维持稳定性时，由一个变量域转变到另一个变量域——甚至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个超稳定系统放弃一切会使其转换为危机态（即不稳定态）的领域，而保持那些可以在其中达到稳定态的领域。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有机体对可变环境状态的适应。

从这层意义上说。 柯布西耶是现代建筑运动早期在城市设计领域最重要的类型学家，整个光辉城市就是一个超稳定性的城市系统：

• 这种主张的提出直接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城市在整体性上的丧失。这种状况和当前中国的城市状况十分类似；
• 这也体现了城市进入巨变期的一种设计策略。大规模的，通常是急迫的城市开发，要求建筑师对城市的整体结构有一种瞬时估价与定向的办法；
• 现代的技术施工程序要求一种简洁的城市功能分区的见解；
• 现代的市内快速交通道路不可避免的肢解了传统的城市结构，向外突破了城市一向相对稳定的规模，向内修改着城市的结构密度。

在我看来，光辉城市做为一种模式的重要性，特别在于试图在这样一些变数面前保持城市稳定状态的努力，柯布西耶的功能理论或许过分机械，但整个模式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功能，不如说是一个由有限的类型系列构成的形式系统。另外，柯布西耶肯定意识到，当把一种生物学的分类理论应用于城市的社会组织时，其价值定向就不再是纯描述性的了。根据这种理论，社会系统被看成是一个功能性的机构复合体。这些机构由联合并约束着团体和个人的作用与规范所组成。文化价值指导着决定杜会系统统一化程度和稳定性程度的机制。

与光辉城市比较，传统城市在不同地域都表现为某种稳定系统。但它在意识到构成危机态之前，并不拒绝局部的变量，只要它不发展到破坏整体的程度，在当今世界，一座城市为了防止危机态的发生，放弃一切可能引起变化的领域，这种做法不是没有，但以市民集体自觉做出的决定非常罕见，更多的是因为文物保护、旅游等外在的目的。

柯布西耶在提供光辉城市的模式之前，实际上就己对理想的城市生活方式做了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提前做出的理想主义的判断自认是科学的，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更重要的是，它企图通过城市形态所提供的调节机制去控制社会实践，或至少为这种操纵控制提供手段。于是，适应、合作、统一、功能性，似乎都成为一个受控制的社会稳定性的基本概念。

所以，他可以宣称现代建筑的城市可以防止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恰当的表现了时代的现实。在整个现代城市设计发展中，这种与城市整体性相关的社会稳定性作为系统中的价值继续被探讨着，所忽略的是，就一个连续变化的城市环境而言，城市设计并不表现现实，而相反地是创造现实。柯布西耶提供的光辉城市并非没有价值取向，但如果不固执于他所主张的若干功能的表面差别，他实际上是在主张一种单一的功能思想。并强制性的一次性的进行全面的替换。这使得光辉城市的模式特别容易受抽象的人本学和意识形态左右，其方法的简便性也特别被商业投机和急功近利的政客所利用。

实际上，在当今城市连续变动的环境中，在从一种自然状态向非自然状态的转变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决然没有轻易对付之策。城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城市中，没有哪个人类活动范围是不可改变的或在存在上只限于一种功能，其它功能总要出现，它们似乎往往是设计者与决策者未曾想到的，或不希望有的。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的模式出发主张这样的见解：功能相对主义支配着人类活动的世界，在城市中，永远受功能制约的人类活动最终是不确定的。与现实打交道的人们的每一种活动，都实现着几种往往连个人自己都分辨不清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功能的限制和对于功能可被确定的要求，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现代城市设计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城市设计决不能只适用于由特殊价值所决定的功能需要。这种需要或许可以借助于一种语言学的模式来理解，语言做为一种形式系统，其在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一种“脱离价值”的研究；它也不是一种可以直接做为指导原则的可见框架，一个语言学模式只是把城市中不能仅靠知觉的构造特性显明，它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所有的人都试图把他们的思想、体验和行为，与一个有意义的和连贯的结构联结起来，并把进行独立于意识形态和独立于使人们归附特殊功利价值的机制的综合，看成是自己的任务。城市设计追求的是形式的普遍意义，它应该看的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