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图勒斯与马蒂利 Titulus & Martyria 公元300前
最早的基督教建筑规模有限、形式简朴。两种最基本的建筑功能（给活着的人提供祈祷的地方以及给死去的人提供埋葬的地方）通过最实际的、并不张扬的方式来满足。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社群中心或者是聚会厅的建筑主要由既存的几个住宅或者是中产阶级的住所改造而来，其中的一面或者是两面墙被去除后形成一个大一些的聚会场作。也有可能是一个从浴室转化而来的洗礼厅，而其他房间则被用于储存祭品，或者用于管理事务。在罗马这种设施被称为“提图勒斯”（titulus），意指这种房屋上面标明屋主的大理石牌。很多这样的早期设施在公元4世纪和之后通过重建成为完整的教堂，直存在至今。
比这些前君士坦丁时代的提图勒斯更为著名的是早期基督教徒的埋葬地一大量地下墓室组成的地下墓窟（Catacomb）。实际上，相比于地下墓穴，基督徒更喜欢露天墓地。其中一个露天墓地坐落于梵蒂冈小山上一一现在覆盖其原址的是圣彼得大教堂（S.Peter’s）。在那里一个简朴的纪念碑被确认为2世纪后期的物品，它标明了圣彼得的坟墓。这位殉教者就在附近的一处地点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种殉教者纪念碑，以及类似的朝拜圣地被统称为“马蒂利”（martyria），它们在早期基督教建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君士坦丁：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06~337年间在位。他领布《米兰敕令》确定基督教为国教，后来他将君士坦丁堡扩建为首都，这座城市成为后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马文·特拉亨伯格 Marvin Trachtenberg
十字翼殿与圆殿 公元300-400
君土坦丁时代
基督最初被描绘成朴素的牧羊人样貌的布道者，现在则被呈现为戴着皇冠、充满魔力、帝王般的、超越凡人的形象。教会的建筑也出现了最深刻变化。一时之间，过去那些简陋的遮蔽物完全不够用，也不再重要了。君士坦丁和教会要求有新的、纪念形制的建筑。要了解这种变化的结果必须认识到，这种基督教早期的建筑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完全崭新的风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仍然属于罗马建筑的范畴。它创造性地吸收了一个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并且将旧的形式转化为新的功能。
最迫切的需要是给宗教膜拜提供新的场所，以便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宗教仪式。因为两个原因传统宗教的神庙不能作为新教堂的范例，或者是被改造为教堂：首先，早期教会人士激进地反对任何异教的东西；其次，即使神庙不被厌恶，也很难满足基督教的要求。它的室内空间从来就不是为仪式和大众崇拜者的聚集所提供的。祭祀仪式都在神庙前的室外祭坛上举行。神庙既是外向型的也拒绝公众的自由进人，它主要作为保存神像的地方。与异教仪式类似，大量基督教徒聚集在祭祀仪式之上，由牧师象征性扮演的祭祀师站在圣坛上主持被称做“圣餐变体”（transubstantiation）的仪式。在这里酒和面包被神化为基督的血与身体并被分配给教徒食用，以帮助他们获得救赎。但是这已经演化为一种室内活动，很可能源于基督教起源时期的“秘密”性质。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仪式已经愈发复杂。用于宗教崇拜的建筑必须要提供一条供教职人员列队进入和退出的路径，一个圣坛供教职人员向大众布道，相应的空间来分隔行进中或圣餐礼中的神职人员与信众，以及一个特定的区域用于在仪式的部分时段区分虔诚的信徒与正在向基督教转化的新入者。
十字翼殿在后来教堂建筑中如此普遍，以致很久以来它被认为是早期基督教巴西利卡中的普遍元素。
与这两个教堂类似的，中心布局的马蒂利可以追湖到几个来源，其中包括罗马王陵与英雄祠。在后来的中世纪，无以数计仿建的基督墓都遵循复活圆殿的范例。
在罗马， 君士坦丁如此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基督教建筑，以至于在此后1000年中该城的教堂建筑都没有出现大的革新。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宗教建筑才突破了君士坦丁模式，而这种模式已经绵延贯穿了整个中世纪。
马文·特拉亨伯格 Marvin Trachtenberg
从功能（巴西利卡）到象征（集中式）的转变 公元500-600
查士丁尼时代
认识到6世纪早期从早期基督教建筑风格向拜占庭风格的形式变化非常容易——木屋顶的拉丁巴西利卡教堂让位于东罗马帝国集中式布局的、覆盖穹顶的建筑——但要解释这个现象并不容易。这种转变通常是用功能主义观点来解释：这种带穹顶的中心集中式布局类型直接反映了东方基督教礼拜仪式的特征。在这些仪式上绝大部分时间里，教堂的中心部位都被神职人员所占据，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只占据后殿及其周围的地区。穹顶将有助于使礼拜仪式的中心更为庄严，但是这种用礼拜仪式来解释拜占庭的中心布局式教堂类型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尽管中心集中式布局从很早开始就在不断演化的拜占庭教堂建筑中占据统治地位，但近来对于它们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质疑，这些质疑对于神职人员是否从一开始就占据教堂主要的室内空间，或者他们是否真的曾经占据过这些空间等问题提出挑战。此外，“形式服从功能”的观点最多是解释了拜占庭建筑的中心集中式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趋势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很显然，更完整地解释拜占庭建筑的创新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这些因素将我们引向早期基督教的一些理想化的观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前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体系植根于自然或者是现世的事物，而基督教则是超越现世的。尽管神的化身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但是这种新信仰拒绝承认任何世俗愉悦的价值，而像埃及人以及伊特鲁里亚人（Etrusans）则试图让这些愉悦在死后的世界中永存。基督教这种缥渺的精神特质所导致的后果是一种新的建筑追求——如何用艺术中最物质的形态表现基督教这种最非物质化的信仰中的价值与理想。这是近千年中建筑创新能量最基本的源泉。实际上，这个主题也是理解从早期基督教时期到巴洛克时代建筑风格的试金石。这一时间段中所创造出的所有伟大建筑风格都与这个主题有关。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似乎是周期性地交替着：早期基督教、罗马风，以及文艺复兴教堂通过一种清醒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基督教精神气质，而拜占庭、哥特以及巴洛克风格则创造出神圣主题的耀眼图像以及符号。
这种区别通过对早期基督教巴西利卡的重新检验可以体现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到，这些建筑既是功能主义的，其形体严格地围绕礼拜仪式而形成，又在其他超越严格功能主义的方面体现基督教特色：它外表的朴素，结构上的谦逊与统一适合于基督教简单与庄重的理想；它庞大的规模，灿烂的装饰以及教堂的光亮渲染出基督-“世界的光芒”一的某种印象。
马文·特拉亨伯格 Marvin Trachtenberg
但教堂内部具体的象征性内容则是相对薄弱的，在辉煌的装饰之下建筑结构的整体性与厚重的坚固性仍然非常明显：尽管室内装饰师尽了最大努力来人为地掩n盖，但整石雕刻的巨大柱子、厚实的墙以及强有力的屋顶横梁仍然占据了统治性地位。早期基督教巴西利卡是在罗马建筑的世俗限制中试图实现基督教的建筑要求；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建筑中的功能主义都超越了象征主义。在拜占庭风格中，这种强弱关系掉转了。虽然也服务于礼拜仪式一一所有具备统一性的风格都要满足的基本要求-一拜占庭风格所强调的是创造，种象征化的建筑表现，来体现新信仰那些理想观念最核心的重要性。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内部装饰的问题，而是一种基础性的设计问题。
加特林复兴 公元800 年
查理曼时代
加洛林建筑仍然体现了一种统一的倾向，这使它们可以被合理地称做“前罗马风”（PreRomanesque）建筑。它们中的大多数通过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向罗马学习，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都未能重新掌握古代风格那种有机、感性的精神。它们体现出的是它们自己时代的能力与感受，甚至是不成熟的工匠们执意模仿古代世界伟大作品的冷酷决心。所幸的是，加洛林建筑虽然缺乏精细的复杂性，但是创新与活力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陷。它表现出了一种非罗马风格的抽象、片断化以及一种新的体量的力量——这些都是后来中世纪建筑的重要方面。
马文·特拉亨伯格 Marvin Trachtenberg
